在公共事务管理领域，我们经常听到“市民素质不高”这个说法。交通混乱，怪市民素质；公共场所脏乱差，怪市民素质；搞拆迁有人闹意见，还得怪市民素质。我本是一个农民，1994年总算是进了城，刚听到“素质不高”这个说法的时候就以为是在说我。羞愧之余，记起了知耻近勇的古训，在提高自身素质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效果似乎也立竿见影：坐公共汽车记着排队，结果经常挤不上车；出去玩不乱丢垃圾，结果手里的往往要带回家；平房拆迁时第一个搬走，结果偌大一个院子公家忘了给补偿。如果对此稍有怨言，那只能说明我的素质还是没有提高。就这样在提高素质的痛苦中，一晃就过去了十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十年过去了，在公共事务管理的某些角落，事情好像并没有大的改善，有的好像还不如以前了。比如说，城市交通就比过去乱了好多，假冒伪劣比以前也猖獗了些，城市失业者似乎也增加了不少。难道说这十年中致力提高素质的市民就只有我一个人？即使我是一个自信的人，似乎也不应该自大到这种程度……这么一想，对市民素质问题有了一点新认识。
要说十年来市民素质没有提高，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像我这样的青年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打小受的就是党和人民的教育。党和人民的教育水准在逐年提高自不必说，那么我们的素质在逐年提高也就不在话下。说我们素质低岂不等于打党和人民的脸。比我们年长一点的前辈们呢，恐怕大半生也是在新社会度过，身上从万恶的旧社会沾来的那点不良习气，早也应该改造掉了，思想政治工作毕竟是我党的长项啊。比我们年小的呢，则是代表未来与希望的祖国花朵，人家的素质似乎还容不得成年人来质疑。因此，我的第一个看法是：整天嚷嚷市民素质低的人，别有用心，是想否定党的领导。正经的人会说我这是“文革”遗风，上纲上线。我的回答是：既然你不顾大伙的素质在稳步提高的事实，硬要给广大市民扣上素质不高的帽子，我给你上上纲提个醒，也不为过。
其实，与公共事务管理好坏密切相关的，恐怕还不仅仅是市民素质。既谈到管理，总离不开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两个方面。如果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无疑前者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管理上不去，也应该从两个方面找原因，尤其是从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原因，才符合唯物辩证法。在企业工作的同志们对此肯定深有体会。比如，考察一个的企业管理水平，我们主要看管理者有没有好的思路，有没有建立好的制度，有没有培育出好的企业文化，很少只拿人家的员工来说长道短。这是常识了。可是一到公共事务管理领域，事情就变得奇怪起来，总有人一心只想揪老百姓的小辫子，却想不起那些大大小小的负有职责的管理部门，仿佛人家根本不存在似的。说到这里，有必要对我刚才的那个看法作出以下修正：说市民素质低的人，实在是缺乏常识，本末倒置，对担负管理使命的有关部门更是莫大的侮辱。
进一步说，在具体事务中，从技术层面分析症结所在，往往比空洞的道德说教更有助于问题解决。把事情没办好的原因不负责任地归于市民素质低，并不能使事情变好。更何况，好多情况下的“素质低”，其实是被逼无奈。把交通混乱说成素质低，不如把路修宽修好；把践踏草坪说成素质低，不如弄点不怕踩的小草来；把乱丢垃圾说成素质低，不如在公共场所多设几个果皮箱；把群众上访说成素质低，不如把激化矛盾的因素消灭在基层。有时候，我们如果能换一种思路，也许就会走出一片新天地。退一万步，即使我们不顾事实，姑且认为市民的素质就是低，那咱们的公共事务管理也得从实际出发，否则岂不成了空中楼阁？再说了，等市民素质提高了，管理水平才能上得去，不见得有啥了不起；在市民素质低的情况下偏偏能把事情弄好，那才说明咱们有真本事。至此，我想说出第三个看法：如果个别管理者说市民素质低，乃是忘记职责，自认低能，实大有损于自身尊严；如果个别市民推己及人，得出广大市民素质皆低的结论，则有误导政府，致其决策失误之嫌。这个道理，还是咱们英明的党中央看得明白，党章里只说，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根本没有计较人民群众素质的高低。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还需要认真领会才是。
最后一件事，我本来不好意思说，不过仔细想想，觉得还是说出来为好，那就是：我们最好不要让提高素质成为一件令人十分痛苦的事情。真正不怕痛苦的人，我知道的有两种：革命者和殉道者。这两种人的共同点是：有功于后世的同时，自己的灵魂也得到了提升；并且，都有幸生于不幸的年代。就我个人来说，既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又自信不至于处在那样的年代，叫我平白无故忍受痛苦的煎熬，是个什么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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