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谈谈“国学”的话题。我们学校的“国学教育”在两岸三地的中学大大小小有点影响，或许跟我近三年的工作多多少少有点关系。我现在负担太重，很想卸下一付担子。我很希望有人接着干。说起来，我不过开了一门“国学常识”的选修课，而且随想随讲，随讲随丢，没有留下讲义，几次开课讲得也不完全相同，总之是随意。我没有想到的是选这门课的人很多，没有教案和教材，板书也是繁体字，一个学期不但没有逃课的，而且中途还有人转过来，这个我说不高兴那是矫情。中学生对“国学”感到兴趣，还是令人欣慰的。
我讲的是“国学常识”，卑之无甚高论。但心里不是没有想法。讲了三轮，我希望明年暑假有机会拿出一部稿子，跟中华书局的朋友交流过，他们也表示有兴趣，但我不确定能不能写出来，写出来我是不是满意，想不想把稿子交出去。
现在社会上流行“国学热”，我没有参与加温。我总觉得，“国学”太冷了不好，太热了也不好。太冷了萎缩，太热了走样。现在似乎需要泼点凉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现在清华大学也恢复了“国学研究院”。在现在的学术生态下，“国学院”会不会办好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国学研究院” 一定恢复不了。我对北京大学的“国学”状况忧喜参半，令人高兴的是，北大有个“国学研究院”，只有牌子，没有班子，近乎是一个虚拟的研究机构，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招学生，有选题，可以展开研究，研究成果也有发表的园地——《国学研究》；我感到忧虑的是，北大也有“国学”讲习班，招总裁、董事长，收高额学费，也讲养生和风水。所以，看到大学这个样子，我只希望听我讲课的学生懂一点“国学”，倒不一定希望他们升学到“国学院”。
“国学”究竟是什么学问？我说不清，直到现在大概也没有人能说清，因为各见仁智，难得一统。如果简单的从“国学”这个名称的发展来分析，有文化的“国学”，有学术的“国学”。西学东渐，有志之士忧虑亡国灭种，提倡“国学”，“国学”就是本土文化。在这个基础上从事学术研究，就是“吾国固有学术”，所以黄季刚（侃）先生存国故，继绝学，植邦本，固种性，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国学”是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有什么样的前景，总是还值得研究。比如我是学“小学”的，似乎里面的每一个门类都有一门相应的现代学科，“文字学”，现代学术里也叫“文字学”，“音韵学”，现代学术叫“语音学”， “训诂学”，现代学术叫“词汇学”或“语义学”，当然情况肯定不能完全一样。现代语言学有“语法学”，传统小学里没有语法学，所以有人就说“训诂即文法”。现在有人捧钱宾四（穆）先生为“国学大师”，可是钱先生说没说过“国学”是一个科学的术语？有很宽阔的发展前途？
我跟中学生讲“国学”常识，我只能下这样的定义。“国人以传统治学方法研究我国固有文化的学问” 就是“国学”。这是我的说法。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国学”必须是“国人”之学，瑞典的高本汉研究汉语音韵学，那是很厉害的，你能称他的学问叫“国学”吗？外国人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称之为“汉学”，外国人研究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等等，我们称之为“中国学”。我觉得学术概念得清楚，不能把似是而非的东西混为一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本《国学研究论稿》，作者有菲律宾的陈永栽，我觉得不伦不类。
其次，必须是“用传统治学方法”来进行研究。纵使一个中国学者，也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倘若用西方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那也是不能称之为“国学”的。我说过，黄季刚先生是最后的“国学大师”，就是因为他是纯粹用我国固有的治学方法来研究我国固有的学术的大师。我很崇敬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先生，我也知道，如果硬要把黄季刚先生和王、陈二位大师比较一番的话，我也不得不承认，王、陈二位大师的学问是“显学”。但我们细读王、陈二位大师的著作，你慎思审问，他们到底是旧学的殿军，还是新学的开山？我当然深知他们的旧学功底何其深厚，但他们的旧学功底究竟不是他们耕种旧土地的犁耙，而是他们开辟新田园的利器。钱默存（锺书）先生也是这样，季希逋（羡林）先生也是这样，我们只能说他们是具有深厚“国学”根底的现代学术大师，把他们这样的学术大师目为“国学大师”，他们能首肯吗？但是，我要强调，这些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国学”的底子难道没有巨大的作用吗？这就是我希望我的学生懂 “国学”而不必从事“国学”的原因。
最后，“国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是“我国固有文化”，如果一个中国学者去研究印度，研究日本，甚至研究美国，即使他使用的是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即使他们研究的是那些国家的的历史文化，那也不是“国学”，这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国学”就是“国学”，为了顺路，为了搭车，为了赶浪潮，为了就热闹，为了追名逐利，把许多不是“国学”的东西纳入“国学”，仿佛 “国学”包罗万象，才显得强大，强分什么“旧国学”与“新国学”，“小国学”与“大国学”，都是徒劳无益。国学”的基础是“小学”，工具是“文献学”，包括目录、校勘学，在这个基础上研究“经学”，然后才是研究“史学”、“子学”和“文学”。不懂小学和经学，其实谈不上“国学”。至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个是容易靠近“国学”的，你拿到一本中国古代的诗文集，倘若你不用校、注、释、笺的方法，而是用现代的方法，用西方的方法去研究，这是“国学”吗？现在有人能讲解几首古诗，几篇古文，就被目为“国学”专家，难道是正常的吗？
我总觉得现在的学术有许多误会和幽默。有人说，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兼容并包”就是对旧学的包容，因为从时代、从出身甚至从治学上讲，蔡先生更像是旧学中人。其实，在蔡先生的时代，旧学占着主要的阵地，他的“兼容并包”是在旧学的领地上，极大的庇护了新学，没有蔡先生，不是就没有了旧学的地盘，而是没有了新学的江山。所以，蔡先生是新教育的鼻祖。同样的道理，在很旧学的蔡先生的精神呵护下，第一批新学大师成长起来了，尽管他们同于或更甚于蔡先生的旧学功底，但他们到底不是为旧学打扫阵地的殿军，而是为新学披荆斩棘的先锋。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受教育者，既要懂得“国学”精髓，能够运用“国学”的利器，又不要自外于现代社会和现代学术。换个角度说，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先生他们那一代大师，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的不仅仅是他们的旧学功底深厚，而是他们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否则即或不是抱残守缺，也是故步自封。我读《柳如是别传》和《管锥编》，我有一个体会，这两部巨著，在很传统的结构框架中有很现代的学术精神。
所以，我们如果要跟中学生讲“国学”，就要贯彻这样的思想：我们要知古懂古，但不要泥古复古。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时候，既能运用我民族固有的精神和方法，也要开辟新阵地，拓展新区域，运用新材料，使用新方法。
我们讲“国学”，不放弃“国学”，就是因为“国学”的精神和方法，还很有用，也很有效。现代中国的一些学术文章和著作，之所以有时不太令人信服，我看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不懂得甚至违背了“国学”的精神和方法。我在这里姑以屈原研究为例子来说明。关于屈子，现在说法多多，还很极端。有人很赞美他，原因不必多说。也有人怀疑他的存在，因为有些史实还不是很清楚。日本的大宫真人先生还说他到过日本，这很有意思，大宫先生写过一部《屈赋与日本史前史》，详细考订屈原去日本的路线、行踪、游历等等，还花钱请了中国的一些学者去考察，我因此想到《红楼梦》上的诗：“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稍有“国学”常识，读大宫的书也不会信以为真。朱东润先生是怀疑论者，他写了《楚辞探故》一组好几篇文章，考订《离骚》的作者是汉代的淮南王刘安。因为荀悦的《汉纪》和高诱的《淮南子序》说刘安作“《离骚传》”，“传”繁体作“傳”，应是“傅”字只误，“傅”就是“赋”的假借，所以刘安作的《离骚传》就是《离骚赋》。其实，这个“传”是解释的意思，和《诗经》“毛传”的“传”同义，刘安大概是为《离骚》做了注释。需要很繁复的考订吗？不需要。《离骚》的第一句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刘安是刘邦的孙子，跟“帝高阳”有什么关系？“朕，我也。”在秦始皇十三年前，人人得而称之，十三年后，皇帝专而有之。刘安是宗室，他会这么公然无礼？我看，几千字的论文，就此一字，就把它推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啊。老先生是旧学功底深厚的人吧，还不免粗疏。我们今天，该小心了！我看如今很多著作，出现一些问题，固然原因多多，但不懂“国学”，或“国学”钻研不深，是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国学”不是万能的，不是什么都好，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例如懂“国学”的人尊师重道，也难免有门户之见，甚至党同伐异；实事求是，言必有征，也难免烦琐寡要，等等。我讲“国学”，有一讲专门讲“国学利弊”，这是现在讲“国学”的书没有的。
至于“国学热”造成的问题，也是很清楚的。一是编辑“国学巨著”，什么《传世藏书》，什么《四部文明》，什么《四库存目》，等等等等，多大的书都敢编，不差钱嘛，是不是大多是劳民伤财啊？还有更坏的，听说还有《谶纬全书》什么的，就是算命大全啦，也打着“国学”的旗号。二是到处讲“国学”，开会讲，电视讲，办班讲，好像“国学”到处有用，“国学”可以做生意赚大钱，可以用兵法打胜仗，可以使“卫星上天”，就是不能让人不随地吐痰！我们学校就请吉林什么大学的“国学中心”的什么主任——金海锋来讲“四书”，我耐心的听了一个小时，觉得满口胡说八道，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扬长而去。我说“国学”应该也可以做一点普及工作，但不能用“二人转”的方式啊！
现在讲“国学”的书很多了，学校图书馆买了不少，中华书局也出了一套《国学小丛书》，还有一套《跟大师学国学》，你们假期随便翻翻，下次我们来交流读书心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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