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垮台于一九一一的辛亥年,从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始,它就进入了自己生命终结的倒计时。清末的政治腐败和人们对政府的控诉,可见梁启超的行文:“夫孰使我百业俱失,无所衣食者,政府也;夫孰使百物腾涌,致我终岁勤劳而不得养其父母者,政府也;夫孰使我一栗一缕之蓄积,皆使吏胥之婪索者,政府也;夫孰使盗贼充斥,致我晷刻不能即安者,政府也……”这样的政府非倒不可,更何况孙中山的革命党大张声势,筹谋推翻。但,清末立宪派给它指出了一条政治改革的道路,即立宪,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唯一的图存之路。事实上,它也被逼走上了这条路,但,由于它自己的蹉跎,这条路最终也断送在它自己手里。
与孙中山的革命党不同,由梁启超在理论上指导的国内立宪人士,并不主张推翻清政府。在同盟会排满性质的“种族革命”外,梁启超推重的是政治制度改革的“政治革命”(梁氏是体制外人,他的语言如果转换为清政府的官方语言,就是“政治改革”)。此改革以立宪为指归,用梁氏的话表述:“政治革命者, 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从专制到立宪,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任何一种专制政体的政改方向。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各种压力下,晚清政府迫不得已接受了立宪者的主张,继一九○五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后,于一九○六年九月一日宣布“预备立宪”。这,不妨视为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开始。
那么,从一九○六年到一九一一年,清政府在它生命的最后五年间,都做了些什么呢?
一九○六年:是年虽然宣布预备立宪,但立宪的预备期有多长呢,这是社会很关注的问题。九月一日的“圣谕”颁下:“……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显然,这是一个没有时间表的预备立宪,其中不乏遁词,如同在玩时间游戏。当然,立宪就是分权, 政府本能地不愿意,能拖一天是一天。只是那时的它无从料及历史留给它的时间只有五年了,多拖一天就是往死路上多走一天。时在日本的梁启超有过这样一个观察,他在写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党现在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者过半。前此预备立宪诏下,其机稍息。及改革官制有名无实,其势益张。”不妨注意这其中的“其机稍息”和“其势益张”。当人们开始信任这个带有政改性质的预备立宪时,即使是革命一方,其势头亦不免“稍息”;当人们认为这个政治改革是虚与委蛇、皮里阳秋时(比如只是把各部制变来变去),则革命势头必然反弹“益张”。这说明改革可以遏制革命,改革进一步,革命退一分。但是,假改革必然招致真革命;因此,清廷唯有真正立宪而非口头立宪才能自保。
一九○七年:客观地说,一味指责清政府假改革也不公正,革命派的压力,立宪派的努力,逼使它要调整自己的动作。继预备立宪后,一九○七年有两道诏书不应忽略,一是九月二十日预备成立资政院的谕旨:“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这是朝廷政改的一大动向,按照它自己的解释,资政院即英美议院之前身。一个月后的十月十九日,朝廷又下一诏,谓:“前经降旨于京师设立资政院,以树议院基础,但各省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这个舆论之所就是省议会,但清廷将之称为咨议局:“着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这两道诏书光绪都明言是“朕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慈禧虽然顽固,但也果断,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分别开设议会,应是真正的政改之措。
一九○八年:针对清廷两道诏书,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随即于一九○七年成立了“政闻社”,这是带有政党性质的立宪组织。梁氏立社的目的即是为了协助政府调查各国立宪制度。梁氏和孙氏不同,他既不主张推翻清政府,而是要把它往政改上引,就避免不了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尽管是暗中的(事实上一九○五年清大臣出洋考察的宪政报告主要就出自梁手)。这是梁氏政闻社的四条纲领:“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一九○八年七月三日,政闻社有一个动作即上书朝廷,要求三年召开国会。书云:“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凡事如斯,岂惟国会。”国会不开,“灰爱国者之心,长揭竿者之气”,“时不我留,乞速宣布期限,以三年召集国会,宗社幸甚,生灵幸甚”。梁启超因惧怕生灵涂炭而反对革命,认为国会既开,革命或许可以回避。因此,他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其三年期限的最后一年正是清亡之一九一一年。不妨看看清政府的反应,一个月后的八月二十七日,在朝廷宪政编查馆的奏请下,光绪终于下谕颁布宪法大纲,“限九年筹备完成”。以一九○八年起算,立宪的最后限期就是一九一六年。从无期到有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但问题是,龟兔赛跑,革命会等你九年吗?
一九○九年:这是宣统元年,光绪和慈禧先后于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死去。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主政。几年下来,政治改革犹犹豫豫, 进退失据,尔后则更每况愈下。不过,这一年十月,筹备两年之久的各省咨议局正式成立,主张立宪的士绅们通过地方选举纷纷进入各省咨议局,他们成为一支可以和皇室公开博弈的政治力量,号称“立宪派”。在各地议会闭幕之际,张謇以江苏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向各地咨议局倡议,成立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预备进京请愿,要求清政府在省咨议局的基础上速开国会。立宪派士绅出身,出于自身的利益也惧怕革命。在他们看来,唯有切实推进政治改革,才能防堵革命的发生。前此, 梁启超对革命党的分析颇能代表立宪派的看法。梁氏认为革命党可分两派,一派“专以煽乱为事者也”,一派乃“发愤于政治之腐败,以为国家前途无可希望,铤而走险者也”。这两派前一派人少,后一派人多,前者必须依靠后者才能成事。但,梁氏认为,多数派只要“朝廷于政治改革事业着着进行,示以国家前途有确实之希望”,那么,“彼少数之凶暴者更何所得行煽动乎”。
一九一○年:这是清政府垮台的前一年,这一年十月三日,资政院正式开院,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一半。上年咨议局,今年资政院,按理说,这是清廷在立宪道路上又跨进了一步。但,咨议局显然已不满足资政院这一建制了,他们直接要求开国会。因为在清廷那里,资政院只是中央咨询机构,而国会却可以直接产生自己的责任内阁。把内阁权从清政府那里分出来,是立宪派开国会最直接的目的。因此,一九○九年咨议局甫开,就联席组成了“国会请愿同志会”。一九一 ○年间,该会聚集京师,连续三次请愿,要求清廷一年内开国会。这在当时是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绵延数月之久,一直到资政院开院那天,请愿同志会来资政院呈递请愿书,获大多数资政议员赞同后,即上奏呈请要求。这是地方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的联合行动,也是清末立宪派推动政治改革的最关键之举。
问题如此尖锐地摆在清政府之前,清政府当然晓得其中利害。产生内阁的权力一旦易手,则意味着国家行政权的旁落,它当然不干。第一次请愿,朝廷维持九年预备不变。第二次请愿,依然维持九年不变。第三次请愿,朝廷压不过去,终于改口,改宣统五年(即一九一三年)准开国会,这比九年提前了三年。但它同时下诏解散请愿同志会,不准再行请愿,同时严敕各省代表“即行回籍,不得逗留京师”。此一僵局,应该说是一九○六年以来立宪运动的一次大挫败,它表现为立宪派和清政府的“双输”。立宪派输在三次请愿,一次比一次激烈,但国会终究没有开成。清政府输在它以前亦真亦假的政治改革到此前功尽弃,这一次更把立宪派推入敌对阵营,直接导致次年自己的败亡。但,立宪派输得起,清政府却输不起了。前者毕竟还可以再奋再兴,后者却几乎没有哪怕是再输的时间了。这是梁启超共和之后的回忆:“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朝廷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纸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绝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矣。”果然!清即亡于次年的一九一一(宣统三年),史上有“民二”却不复有“宣五”。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枪响。枪响是一个导火索,它可使清亡,但也未必注定此次即亡(尽管它事实上亡于此)。换言之,辛亥清亡,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政治。因为在军事上,北洋的力量远远大于革命党。冯国璋所部已经收复汉口,却兵不乘勇反而主动停战示和,这是袁世凯有了取清而代的野心。更重要的是,各行省如雪崩一般纷纷脱清独立,这才是置清政府于死地的致命一击。朝廷只剩朝廷,便无以撑持下去。武昌起义后,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在湖北独立上起了重要作用,他等于是和革命党合作了。其他各省独立,督抚和咨议局亦起极大作用(督抚大半也同情立宪)。那么,一向不主张推翻清政府的咨议局为何不站在清政府一边而是选择独立,原因即在去年三次请愿的失败。据梁启超朋友徐佛苏《梁任公先生轶事》文,在第三次请愿书中,立宪派等于是最后通牒:“政府如再不恤国民痛苦,不防革命祸乱,立开国会,则代表等惟有各归故乡,述诉父老以政府失望之事,且代表等今后不便要求国会矣……”什么叫不便要求国会,“其言外之意,系谓政府如再不允所请,则吾辈将倡革命矣”。“革命”一词,几乎出自和革命派势不两立的立宪派之口,这是何等深重的政治危机。但朝廷不谙危局,一意孤行,反而驱逐代表出京。这就彻底得罪了立宪派,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各代表闻此乱命,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不到一年,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在这段话中应验。立宪派固不会起义,但它会响应起义而独立,因为它已经感到“政治绝望”(少数立宪派除外,如张謇)。假如国会应时而开,人心不散,即使武昌枪响,立宪派也未必会推波助澜于独立。如是,时局则显然不同。毕竟一省数省的军事起义很难成功(如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除非有强大的政治后援;何况彼时革命党在军事上还不占优势。因此,清政府如果检讨自己的败亡,原因固多,但从根本上说,不是军事败亡而是政治败亡。进而言,它败亡于自己已经启动了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路被堵死,革命便有机可乘。更何况大部分立宪派对清廷“政治绝望”,关键时刻,它当然和革命派合纵。天下大势,至此定矣。
这几乎是一幕“喜剧”。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摄政王载沣知道大势已去,但为保全清室,赶紧下令资政院起草宪法,十一月三日宪法十九条出来, 八日诏告天下。一年以前的立宪派的主张,赫然俱在其中。比如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这不是皇权服从宪权吗?比如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这不是立法权属于国会吗?比如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这不就是国会决定责任内阁吗?它所要保证的就是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而这原本就是立宪派的“虚君”交易。这是一个英伦政治的版本,立宪成功了。但,立宪以革命的方式成功,立宪也就困难了(这是后话,此处不论)。转从清政府来说,时移事易,其他各条如果并无问题,唯独这第一条无法兑现了(梁启超此时依然建议“虚君立宪”,走英伦道路,未尝不独具只眼)。清廷上层颟顸,一年前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不知顺势立宪,结果误国家、误社会、误自己。它不知道,对于专制政体来说,政治改革原本就是断腕之事。自己不断,别人就会断。待至别人来断,那就不是断腕所能止的了。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隆裕皇太后流泪宣布清帝退位。本来,改革政体,也许还可以保留大清国体;现在两体俱不保,一代王朝,到此画上句号。后人读史至此,似乎也只能批它两个字:
活该!
注:本文引文及参考资料主要来自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陶菊隐《武夫当国》。（《读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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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7日星期六
2010年3月25日星期四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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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23日星期二
2010年3月5日星期五
13家纸媒发共同社论呼吁户籍改革
3月1日，一篇题为“全国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的文章被多家网站转载并被推荐到显要位置。这篇大约1500字的共同社论在同一天被《大河报》、《华商报》、《南方都市报》等13家报纸登载，敦促加速户籍改革。
这次活动由经济观察网联合新浪网、凤凰网发起，3月1日，以上述3家网站为网络支持的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该社论豪不讳言开展这次活动的目的：我们呼吁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运用人民赋予你们手中的权力，提出全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明确时间表，逐步以人口信息登记制度取代现行僵化的户籍制度，直至最终将其彻底消除。与此前媒体“单打独斗”地呼吁户籍改革不同，这13家媒体“抱团”的方式确实吸引了不少眼球。
河蟹：发起的经济观察报社长兼总编辑刘坚遭严重警告，一名副总编辑被记过，起草社论的经济观察网副主编被开除。
提请两会代表委员敦促加速户籍改革
中国患户籍制度之苦久矣！我们崇信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拥有自由迁徙之权利！然此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不合时宜地存在数十年之久之弊政至今仍时时困扰着我广大民众，已到非革新不足以平息民怨，非革新不足以与时俱进之境地。为此，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我们，全国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提请两会代表与委员们，善用你们手中的权力，敦促有关部委提出户籍改革的明确时间表，逐步以人口信息登记制度取代现行僵化的户籍制度，直至最终将其彻底消除！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迁徙自由是人权和人身自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宪法赋予国民的基本权利。然而，现行的户籍政策却事实上造成了城市居民与农民、城市居民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制约了中国公民的自由迁徙，明显与《宪法》相违背。我们都知道，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是加速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法理基础。
户籍制度分割了城市和乡村。“农民工”是对那些户籍在农村而身在城市打工的人群的特定称谓，最早的一代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身份认同，他们的子女仍然背负着上一代的困惑，他们生活的城市仍然无法接纳他们，这才有了80后、90后农民工的称谓。我们要问，这样的隔离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
即便在城市中，户籍制度也分割了城市的居民。在同一座城市中，尽管我们与其他人一样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奋斗多年，我们与其他人一样纳税，但没有户口让我们无法与其他人一样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享受同等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等社会保障。因此，夫妻被迫两地分居，年老的父母无法与子女团聚，孩子无法获得良好教育。我们要问，这样的隔离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
户籍制度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正因其稀缺，在很多城市户口成了被买卖的对象。有权者可以以此寻租，地产商可以以此为销售的工具，而千万的弱势群体要么付出金钱的代价，要么望洋兴叹地面对种种不公的待遇。我们要问，这样的不平等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
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明确表示，中央已决定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而包括上海、深圳、广州等全国数十个城市都已经出台户籍改革的措施。在这些城市，居住证正在逐步取代暂住证，持证者将可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在一些城市中，农民工也正陆续被城市所接纳，他们迎来了迟到的尊严。同时，国家正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建立个人终身社会保障号，并尽快实现全国联网，这为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加速奠定了基础。
这些变化固然可喜，但在更多的地方，我们仍然失望地看到户籍这一无形而又沉重的枷锁，困住无数疲于奔命的人们。我们深知户籍政策之盘根错节，改革细节之错综复杂，然而我们更无法漠视那些已经、正在以及仍将因此政策而受挫、受苦的人们。对于他们，等待改革的迫切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显得非常漫长。
市场经济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经济，人的流动是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在欣喜地看到中国经济飞速成长的同时，我们也要警醒经济结构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自然资源也非源源不绝，中国经济下一轮成长的动力已经更多地指向内部结构的调整与资源使用效率的优化，而非粗放式的外延扩张。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利于民生，更能加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为中国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将能帮助确立中国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均衡进步、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为此，我们呼吁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运用人民赋予你们手中的权力，敦促有关部委尽快废除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提出全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明确时间表，逐步以人口信息登记制度取代现行僵化的户籍制度，直至最终将其彻底消除。
我们希望，我亿万国民，地无分南北，人不分城乡，都拥有同样的就业、医疗、养老、受教育、自由迁徙的权利。我们希望，一项为患数十年的弊政，能终止于我们这一代人，让下一代人真正享有自由、民主、平等的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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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活动由经济观察网联合新浪网、凤凰网发起，3月1日，以上述3家网站为网络支持的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敦促加速户籍改革。该社论豪不讳言开展这次活动的目的：我们呼吁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运用人民赋予你们手中的权力，提出全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明确时间表，逐步以人口信息登记制度取代现行僵化的户籍制度，直至最终将其彻底消除。与此前媒体“单打独斗”地呼吁户籍改革不同，这13家媒体“抱团”的方式确实吸引了不少眼球。
河蟹：发起的经济观察报社长兼总编辑刘坚遭严重警告，一名副总编辑被记过，起草社论的经济观察网副主编被开除。
提请两会代表委员敦促加速户籍改革
中国患户籍制度之苦久矣！我们崇信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拥有自由迁徙之权利！然此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不合时宜地存在数十年之久之弊政至今仍时时困扰着我广大民众，已到非革新不足以平息民怨，非革新不足以与时俱进之境地。为此，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我们，全国1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13家报纸发表共同社论，提请两会代表与委员们，善用你们手中的权力，敦促有关部委提出户籍改革的明确时间表，逐步以人口信息登记制度取代现行僵化的户籍制度，直至最终将其彻底消除！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迁徙自由是人权和人身自由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宪法赋予国民的基本权利。然而，现行的户籍政策却事实上造成了城市居民与农民、城市居民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制约了中国公民的自由迁徙，明显与《宪法》相违背。我们都知道，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是加速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法理基础。
户籍制度分割了城市和乡村。“农民工”是对那些户籍在农村而身在城市打工的人群的特定称谓，最早的一代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劳动，可是，他们的下一代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身份认同，他们的子女仍然背负着上一代的困惑，他们生活的城市仍然无法接纳他们，这才有了80后、90后农民工的称谓。我们要问，这样的隔离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
即便在城市中，户籍制度也分割了城市的居民。在同一座城市中，尽管我们与其他人一样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奋斗多年，我们与其他人一样纳税，但没有户口让我们无法与其他人一样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享受同等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等社会保障。因此，夫妻被迫两地分居，年老的父母无法与子女团聚，孩子无法获得良好教育。我们要问，这样的隔离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
户籍制度还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正因其稀缺，在很多城市户口成了被买卖的对象。有权者可以以此寻租，地产商可以以此为销售的工具，而千万的弱势群体要么付出金钱的代价，要么望洋兴叹地面对种种不公的待遇。我们要问，这样的不平等究竟还要持续几代人？
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明确表示，中央已决定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而包括上海、深圳、广州等全国数十个城市都已经出台户籍改革的措施。在这些城市，居住证正在逐步取代暂住证，持证者将可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在一些城市中，农民工也正陆续被城市所接纳，他们迎来了迟到的尊严。同时，国家正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建立个人终身社会保障号，并尽快实现全国联网，这为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加速奠定了基础。
这些变化固然可喜，但在更多的地方，我们仍然失望地看到户籍这一无形而又沉重的枷锁，困住无数疲于奔命的人们。我们深知户籍政策之盘根错节，改革细节之错综复杂，然而我们更无法漠视那些已经、正在以及仍将因此政策而受挫、受苦的人们。对于他们，等待改革的迫切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显得非常漫长。
市场经济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经济，人的流动是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在欣喜地看到中国经济飞速成长的同时，我们也要警醒经济结构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自然资源也非源源不绝，中国经济下一轮成长的动力已经更多地指向内部结构的调整与资源使用效率的优化，而非粗放式的外延扩张。户籍制度的改革不仅利于民生，更能加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为中国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将能帮助确立中国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均衡进步、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为此，我们呼吁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运用人民赋予你们手中的权力，敦促有关部委尽快废除1958年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提出全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明确时间表，逐步以人口信息登记制度取代现行僵化的户籍制度，直至最终将其彻底消除。
我们希望，我亿万国民，地无分南北，人不分城乡，都拥有同样的就业、医疗、养老、受教育、自由迁徙的权利。我们希望，一项为患数十年的弊政，能终止于我们这一代人，让下一代人真正享有自由、民主、平等的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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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日星期日
汶川地震，中国因此而改变
请中国的成人在“六一”儿童节忏悔
丘岳首
不要说天灾是人间的无奈，地震是预测的盲点；不要说总理多么神速到达灾区，政府投入多少资金、物资和军队……
仅仅凭石头堆里一只只碎裂的小手，钢筋下一条条残破的小腿；仅仅凭学校废墟不远处座座屹立的政府大楼，教育投入在国民税收中的清楚比重，官员年年吃喝开销浪费的可统计金额，就已足够证明：“六一”是中国成人的羞耻日。
别告诉我大国已经崛起，西安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也不要跟我说世界上只有北京在一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竖立起6个超巨型的体育场馆，中国的军力已跃升世界第几……GDP、综合国力、金牌总数等等的“骄傲”，都已经因我们没能给予孩子坚固的保护而无一能否定——“六一”是中国成人的羞耻日。
在今年的“六一”这一天，所有中国的成人在我眼里全都变成矮子——矮过克拉玛依剧院里被烧死孩子们坐过的椅子，矮过江西黑砖窑小黑奴背过的箩筐，矮过四川新堆起来埋葬中小学生的坟墓……
在今年的“六一”这一天，我相信所有还知道廉耻的中国成人都和我一样不敢眺望苍天——那上面有无数发自孩子们清蓝眼睛的抱怨目光，如针似箭般直射落到中国大地、直射落到海内外所有华人的头上心中。
在今年的“六一”这一天，我相信所有存有良知的中国成人都和我一样不敢踏入花园——在那里你会为自己唱过“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的花朵多鲜艳”的谎言而无地自容，你会为自己轻信“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欺骗而悔恨交加。
今年的“六一”，我不知道有多少妈妈再不能在夜晚为自己的“宝贝”轻轻的盖上防着凉的被子？有多少爸爸再不能在草地上把自己的“心肝”高高地架到脖子上？又有多少奶奶再不能跟孙女讲还没讲完的故事？多少爷爷再无法把答应过要买的玩具交到孙子手中？
今年的“六一”，我知道汶川地区倒下的近7000中小学校舍一夜间就埋去数以千计的学童，一场噩梦醒来几个县内就多出数以千计的“三孤”人员；我知道一些救援人员因目睹过多恐怖惨状而陷于忧郁神态，不少痛失儿女的母亲已经走到疯癫边缘……
今年的“六一”，我深深地自责，深深的伤痛，也深深地相信：如果我们还没有一次在我们未对之尽责的孩子面前的虔诚真谨忏悔，如果我们还没有一次在我们亏欠很多的孩子面前的泪流满面道歉，如果我们还没有痛定思痛奋起对公权力监督问责，如果我们还没有横下决心准备重新设计安排能最大程度避免“人祸”的政治制度……那么，明天成长起来的成人就必定继续怀有仇恨，今天的成人就必定要为今天的罪过买单；那么，“不做中国人的孩子”就不只是一首歌谣，“天谴”就不只是一句咒语，“六一”就将永远是狠狠扇在中国人脸上的巴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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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30日星期三
[转]中国财富杂志：学者为什么总出现在老百姓对立面
提示：学者本应代表社会良知，承担引导和修正社会发展轨迹的重任，但改革过程巨大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国家在专家这一领域缺少对称的利益配置，导致一些声名显赫的专家并没有成为国家的利器，而蜕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从国家谋求利益的工具。
不久前，《新周刊》将近年来在网上流传的一些一线学者的典型言论做了一个专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有人惊呼：中国相当部分学者，在改革过程已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同路人。引发这一角色换位背后的一个深刻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由于有明确和可被量化的巨大利益诉求，愿意通过各种途径为专家支付巨额费用，作为他们与国家进行博弈的成本，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在专家领域配置对称的资源，与既得利益集团支付的巨额成本比较，专家缺少为国家和民族说话的利益驱动。
改革近30年，一些明显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有损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举措的出台，除中国的改革无现成经验可循，不得不承担探索风险外，与这一不对称的博弈格局也不无相关。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可能当推顾雏军以区区数亿人民币，短短几年就从国家手里掠夺了上百亿资产，却被一大批一线经济学家喻为“代表了中国的改革方向”。尤其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博弈在继续，这一格局依然在持续。
上网费再次暴露“专家”立场
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一直处于激增状态，预计再过两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上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不到以个月前，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在中国数量庞大的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报告称，中国人上网费用占收入比例，要高出发达国家10倍！
拿着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几十分之一的钱，却要从中拿出高于发达国家收入比例十倍的钱来交给中国的互联网接入提供商，这显然让人难以接受，更据了解，部分发达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已实行了全民免费宽带，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宣布，2009年将实现全国免费上网。
激烈的讨论中，一个叫曾剑秋的专家出面了，撰文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的上网费用并不高，印度宣称2009年将为其境内网络使用者提供两兆带宽的免费网络，是不可能的。
曾剑秋说：“通信业发展有规律，刚开始，用户少，规模小，单位成本比较高，资费就比较高，如果用户多了，就有规模效应，就能降下来。目前互联网正在转变的阶段”，“我也是用宽带，我感觉网络速度慢，掉线率高，原因是网民增加快，没有钱扩容，企业是需要生存的，一味地要求免费，是不科学的。”
此言一出，网上骂声一片，几乎一边倒地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口诛笔伐。分析他的说法，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中国国内上网资费水平不高。他关于“网费不高”的最充足的理由，是中国互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在等待着规模效益的出现。
这就让人搞不明白了，互联网的规模效益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出现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7年1月23日发布的《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1.37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5%。报告中说，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网民人数增加了2600万人，是历年来网民增长最多的一年，增长率为23.4%。
网民数量1.37亿，意味着什么？在全世界范围里，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如果说，拥有如此巨大网民数量的用户基础，还没达到互联网规模效益的规定条件，那么显然不是使用者数量错了，而是互联网错了。而且要注意到，世界银行报告里，提及的中国上网费用比较的对象，并不是限于美国，而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当然并不仅仅指美国，还包括欧洲、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欧洲国家里，当然也包括像安道尔、卢森堡乃至梵蒂冈这样的人口袖珍国家。按照“达到规模费用才能下降”的观点，这种小国的上网费应该非常昂贵，但实际上，虽然他们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几十倍，但上网费却比我们低得多。
官产学一体的专家体系
为什么曾剑秋会冒天下之大不讳，放胆说出这些必定要遭到网民唾骂的言论？也许从他担任的社会角色可以窥知一二，从网上很容易查到，曾剑秋，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竞争力与IT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兼职：亚太网络运行与管理论坛以及IEEE专家。
北京邮电大学原先作为信产部直属院校，与信产部有着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即使现在，该学校与信产部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信产部的决策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而北邮的教授们，不少都担任着信产部研究机构的客座专家、以及通信行业大大小小企业的顾问；而该领域垄断化程度之高，也是众所周知的。
也许，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有曾剑秋一再为信产部挺身而出的壮举，最近，针对中国移动通信漫游费的指责，再次成为社会热点，人们发现，在与国际接轨的说辞中，中国的移动通讯服务提供商们偷梁换柱，经年累月地向用户收取高额漫游费，可是，这项收费，在被奉为“行动指向标”的国际惯例中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在民意的推动下，2007年3月22日召开的“信息产业部2007年中国电信业发展与政策通报会”，降低手机国内漫游费被列为今年电信资费管理重点。
对于移动通讯漫游费，这位北邮教授业也抛出了一套说辞。
曾剑秋支持“移动通讯漫游费”的理由，是在外地打手机需要在基站之间转换，手机经过别的地域时加收“漫游费”有一定的历史沿革。所以，“取消手机漫游费在当前还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先通过降低漫游费来确保这一政策平稳过渡。因漫游费是整个资费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取消漫游费的影响会很大。如果取消漫游费，手机的通话费便与固定电话的通话费相当或更低，对固定电话运营将产生强烈冲击”。
这一番话，考虑了手机运营商，考虑了固话运营商，考虑了信产部收益，考虑了行业效能……如此这般的考虑当中，惟独不见了最终用户、也就是消费者的利益。更没有考虑市场经济形态下的制度合理性。有了这种的心态和立场。就不难理解同为北京邮电大学的文法经济学院教授杜振华，会向社会抛出《手机双向收费比单向收费更有利于消费者》这样注定会激起群愤的文章。
专家为什么专和老百姓过不去
像这样公然站在社会正义对立面讲话的专家，在当前中国可谓举不甚举。
2003年10月份，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王炜教授，一句“自行车多是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引起了轩然大波。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题目干脆就是“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评论说，王炜之说一出，“争议骤起，至今犹有余波。争议是一边倒的，王炜被群起而攻之，并掺杂有学术之外的人身攻击与谩骂，而支持王炜的声音则相当微弱。有人质疑：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的家伙？公众首先认定王炜的观点是一种悖论，进而推想，为什么一个国家级专家竟会有这么荒谬的观点？惟一能解释得通的，是王炜的观点并非出于科学精神，而是出于故意———专和老百姓过不去！”
2003年11月4日，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节目播出了一期题为“清剿‘洋泾浜’”的节目。节目里请了中国人民大学英语系主任张勇先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担任嘉宾。节目里两位嘉宾开宗明义直奔主题，说到如今在我国英语地位越来越重要。焦国标说：“我觉得英文的重要程度就像普通话一样，它的趋势是肯定的。现在没有普通话重要，但是它总有一天会像普通话一样重要”张勇先也认为，“我觉得英语现在应该是一种国际语言，在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当中，它是最广泛的一种，用的地方非常多，……在交通枢纽一些地方欠缺，找不到路，给人一种紧张情绪，给外国人带来很多旅行生活方面的不便。”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研究所长喻国明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公然声称媒介应该去关注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那些“产业界、财经界的领袖”，应该关注这些人所关注的事务和现象，这样才能“触及社会崩得最紧的那根神经”，来适应媒介竞争。
媒体是社会公器，关注的是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的是国家、民族利益，让媒体以“关注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沦为这个群体寻求更大社会权利，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居于更有利的位置，进而占据社会道德高地、削弱国家威性和普通国民利益的工具。
寻租已进入知识界
在经济学界，学者与既得利益集团站在一起的现象尤其明显。
一些经济学家无视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对于腐败反感的现实，依然宣传着“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温床”之类的说法。甚至著书立说来加深人们对这一荒谬观点的认识，用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解释“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腐败是次优选择”。（“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也是次优”，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大论战》）
几年前，针对经济学界群魔乱舞的状况，经济学家左大培曾提出“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这个观点，他认为，一些处于霸主地位的经济学家，对于广大民众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于不顾，也不关心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热衷参与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瓜分，“这一批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警惕有人用金钱来收买经济学界！过去我们揭露‘寻租现象’，总以为‘寻租’的人只是在政界用金钱收买政治家和官员，而在不知不觉中，各种有钱人物的‘寻租’之手已经伸进了经济学界……”。
曾有人统计，大多数国内一线经济学家，都兼着国内外一些公司的董事和顾问，“拿着人家的钱为人家说话；或者到处开会吃请，谁招待优厚就替谁说话，而且乐此不疲。这些人也沾着‘大款’们的光先富起来，只苦了中国那些在通货膨胀中挣扎的小老百姓们和急需治国良策的政府……”（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8月首次印刷《以民为主，关注民生》44～45页）
经济学家杨帆对这一现象感到非常不安，“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出现了顽固的‘市场教条主义’。这种市场教条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超过计划经济教条主义的水平，只不过是在同一层次上的简单对立，这就严重地妨碍我们科学地认识目前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市场教条主义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相结合，并被国际敌对势力所利用，就必然以各种手段排斥异己，树立学术霸权，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客观公正性和实证性。”
研究和私利高度搅和
2004年12月9日《南方周末》载文，在安全存在疑问的情况下，中国一些颇具权威的农业专家大力推动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种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就有16名。这些权威专家利用发表文章、上书国务院领导、召开会议等手段，竭尽所能地鼓动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且这种鼓动已引起官方非同寻常的重视，并进入程序性的动议阶段：2004年12月1日，农业部召开了有50余位科学家和官员参加的专门会议，会上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初步决定。“这项决定如果近期获得农业部的批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这意味着：“很多中国人以后吃的将是转基因大米，而不是传统大米”。
文章同时披露：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向《南方周末》透露，由于一些转基因科学家及其支持者和转基因商业公司、包括国际转基因巨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科学研究和私利搅和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很可能不是这些科学家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一些利益集团；其结果是，（1）中国大部分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改变了主食；（2）中国种稻农民和中国稻米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须向国际老板和国内合作者年复一年地交纳转基因稻米专利费；（3）长期食用转基因水稻可能对人体存在安全隐患；（4）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水稻对植物环境可能造成污染。
当专家沦为赤裸裸的强势利益集团代言人，并且连最起码的公正和良知都放逐到九霄云外之后，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风险，也在以乘数效应放大，并已经和正在对整个社会产生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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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新周刊》将近年来在网上流传的一些一线学者的典型言论做了一个专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有人惊呼：中国相当部分学者，在改革过程已沦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同路人。引发这一角色换位背后的一个深刻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由于有明确和可被量化的巨大利益诉求，愿意通过各种途径为专家支付巨额费用，作为他们与国家进行博弈的成本，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在专家领域配置对称的资源，与既得利益集团支付的巨额成本比较，专家缺少为国家和民族说话的利益驱动。
改革近30年，一些明显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有损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的举措的出台，除中国的改革无现成经验可循，不得不承担探索风险外，与这一不对称的博弈格局也不无相关。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可能当推顾雏军以区区数亿人民币，短短几年就从国家手里掠夺了上百亿资产，却被一大批一线经济学家喻为“代表了中国的改革方向”。尤其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博弈在继续，这一格局依然在持续。
上网费再次暴露“专家”立场
近年来，中国网民数量一直处于激增状态，预计再过两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上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不到以个月前，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在中国数量庞大的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报告称，中国人上网费用占收入比例，要高出发达国家10倍！
拿着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几十分之一的钱，却要从中拿出高于发达国家收入比例十倍的钱来交给中国的互联网接入提供商，这显然让人难以接受，更据了解，部分发达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已实行了全民免费宽带，而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宣布，2009年将实现全国免费上网。
激烈的讨论中，一个叫曾剑秋的专家出面了，撰文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的上网费用并不高，印度宣称2009年将为其境内网络使用者提供两兆带宽的免费网络，是不可能的。
曾剑秋说：“通信业发展有规律，刚开始，用户少，规模小，单位成本比较高，资费就比较高，如果用户多了，就有规模效应，就能降下来。目前互联网正在转变的阶段”，“我也是用宽带，我感觉网络速度慢，掉线率高，原因是网民增加快，没有钱扩容，企业是需要生存的，一味地要求免费，是不科学的。”
此言一出，网上骂声一片，几乎一边倒地对这些言论进行了口诛笔伐。分析他的说法，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中国国内上网资费水平不高。他关于“网费不高”的最充足的理由，是中国互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在等待着规模效益的出现。
这就让人搞不明白了，互联网的规模效益要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出现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7年1月23日发布的《第1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6年底，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1.37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0.5%。报告中说，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网民人数增加了2600万人，是历年来网民增长最多的一年，增长率为23.4%。
网民数量1.37亿，意味着什么？在全世界范围里，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如果说，拥有如此巨大网民数量的用户基础，还没达到互联网规模效益的规定条件，那么显然不是使用者数量错了，而是互联网错了。而且要注意到，世界银行报告里，提及的中国上网费用比较的对象，并不是限于美国，而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当然并不仅仅指美国，还包括欧洲、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欧洲国家里，当然也包括像安道尔、卢森堡乃至梵蒂冈这样的人口袖珍国家。按照“达到规模费用才能下降”的观点，这种小国的上网费应该非常昂贵，但实际上，虽然他们人均收入比我们高几十倍，但上网费却比我们低得多。
官产学一体的专家体系
为什么曾剑秋会冒天下之大不讳，放胆说出这些必定要遭到网民唾骂的言论？也许从他担任的社会角色可以窥知一二，从网上很容易查到，曾剑秋，北京邮电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竞争力与IT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兼职：亚太网络运行与管理论坛以及IEEE专家。
北京邮电大学原先作为信产部直属院校，与信产部有着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即使现在，该学校与信产部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信产部的决策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而北邮的教授们，不少都担任着信产部研究机构的客座专家、以及通信行业大大小小企业的顾问；而该领域垄断化程度之高，也是众所周知的。
也许，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有曾剑秋一再为信产部挺身而出的壮举，最近，针对中国移动通信漫游费的指责，再次成为社会热点，人们发现，在与国际接轨的说辞中，中国的移动通讯服务提供商们偷梁换柱，经年累月地向用户收取高额漫游费，可是，这项收费，在被奉为“行动指向标”的国际惯例中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在民意的推动下，2007年3月22日召开的“信息产业部2007年中国电信业发展与政策通报会”，降低手机国内漫游费被列为今年电信资费管理重点。
对于移动通讯漫游费，这位北邮教授业也抛出了一套说辞。
曾剑秋支持“移动通讯漫游费”的理由，是在外地打手机需要在基站之间转换，手机经过别的地域时加收“漫游费”有一定的历史沿革。所以，“取消手机漫游费在当前还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先通过降低漫游费来确保这一政策平稳过渡。因漫游费是整个资费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取消漫游费的影响会很大。如果取消漫游费，手机的通话费便与固定电话的通话费相当或更低，对固定电话运营将产生强烈冲击”。
这一番话，考虑了手机运营商，考虑了固话运营商，考虑了信产部收益，考虑了行业效能……如此这般的考虑当中，惟独不见了最终用户、也就是消费者的利益。更没有考虑市场经济形态下的制度合理性。有了这种的心态和立场。就不难理解同为北京邮电大学的文法经济学院教授杜振华，会向社会抛出《手机双向收费比单向收费更有利于消费者》这样注定会激起群愤的文章。
专家为什么专和老百姓过不去
像这样公然站在社会正义对立面讲话的专家，在当前中国可谓举不甚举。
2003年10月份，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组长王炜教授，一句“自行车多是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引起了轩然大波。10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题目干脆就是“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评论说，王炜之说一出，“争议骤起，至今犹有余波。争议是一边倒的，王炜被群起而攻之，并掺杂有学术之外的人身攻击与谩骂，而支持王炜的声音则相当微弱。有人质疑：专家，专和老百姓过不去的家伙？公众首先认定王炜的观点是一种悖论，进而推想，为什么一个国家级专家竟会有这么荒谬的观点？惟一能解释得通的，是王炜的观点并非出于科学精神，而是出于故意———专和老百姓过不去！”
2003年11月4日，中央电视台“央视论坛”节目播出了一期题为“清剿‘洋泾浜’”的节目。节目里请了中国人民大学英语系主任张勇先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担任嘉宾。节目里两位嘉宾开宗明义直奔主题，说到如今在我国英语地位越来越重要。焦国标说：“我觉得英文的重要程度就像普通话一样，它的趋势是肯定的。现在没有普通话重要，但是它总有一天会像普通话一样重要”张勇先也认为，“我觉得英语现在应该是一种国际语言，在全世界6000多种语言当中，它是最广泛的一种，用的地方非常多，……在交通枢纽一些地方欠缺，找不到路，给人一种紧张情绪，给外国人带来很多旅行生活方面的不便。”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研究所长喻国明教授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公然声称媒介应该去关注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那些“产业界、财经界的领袖”，应该关注这些人所关注的事务和现象，这样才能“触及社会崩得最紧的那根神经”，来适应媒介竞争。
媒体是社会公器，关注的是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的是国家、民族利益，让媒体以“关注掌握着社会话语权的人”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沦为这个群体寻求更大社会权利，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居于更有利的位置，进而占据社会道德高地、削弱国家威性和普通国民利益的工具。
寻租已进入知识界
在经济学界，学者与既得利益集团站在一起的现象尤其明显。
一些经济学家无视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对于腐败反感的现实，依然宣传着“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温床”之类的说法。甚至著书立说来加深人们对这一荒谬观点的认识，用一套完整的理论来解释“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腐败是次优选择”。（“有些腐败的存在，不是最好也是次优”，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国经济大论战》）
几年前，针对经济学界群魔乱舞的状况，经济学家左大培曾提出“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这个观点，他认为，一些处于霸主地位的经济学家，对于广大民众喜怒哀乐生老病死于不顾，也不关心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热衷参与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和资源的瓜分，“这一批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警惕有人用金钱来收买经济学界！过去我们揭露‘寻租现象’，总以为‘寻租’的人只是在政界用金钱收买政治家和官员，而在不知不觉中，各种有钱人物的‘寻租’之手已经伸进了经济学界……”。
曾有人统计，大多数国内一线经济学家，都兼着国内外一些公司的董事和顾问，“拿着人家的钱为人家说话；或者到处开会吃请，谁招待优厚就替谁说话，而且乐此不疲。这些人也沾着‘大款’们的光先富起来，只苦了中国那些在通货膨胀中挣扎的小老百姓们和急需治国良策的政府……”（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8月首次印刷《以民为主，关注民生》44～45页）
经济学家杨帆对这一现象感到非常不安，“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出现了顽固的‘市场教条主义’。这种市场教条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超过计划经济教条主义的水平，只不过是在同一层次上的简单对立，这就严重地妨碍我们科学地认识目前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市场教条主义与新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相结合，并被国际敌对势力所利用，就必然以各种手段排斥异己，树立学术霸权，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客观公正性和实证性。”
研究和私利高度搅和
2004年12月9日《南方周末》载文，在安全存在疑问的情况下，中国一些颇具权威的农业专家大力推动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种植，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就有16名。这些权威专家利用发表文章、上书国务院领导、召开会议等手段，竭尽所能地鼓动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且这种鼓动已引起官方非同寻常的重视，并进入程序性的动议阶段：2004年12月1日，农业部召开了有50余位科学家和官员参加的专门会议，会上就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初步决定。“这项决定如果近期获得农业部的批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米生产和消费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这意味着：“很多中国人以后吃的将是转基因大米，而不是传统大米”。
文章同时披露：全球最大的环保组织之一“绿色和平”向《南方周末》透露，由于一些转基因科学家及其支持者和转基因商业公司、包括国际转基因巨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科学研究和私利搅和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转基因水稻进行商业化生产，获得巨大利益的很可能不是这些科学家所宣称的“国家”和“农民”，而是一些利益集团；其结果是，（1）中国大部分公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改变了主食；（2）中国种稻农民和中国稻米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须向国际老板和国内合作者年复一年地交纳转基因稻米专利费；（3）长期食用转基因水稻可能对人体存在安全隐患；（4）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水稻对植物环境可能造成污染。
当专家沦为赤裸裸的强势利益集团代言人，并且连最起码的公正和良知都放逐到九霄云外之后，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的风险，也在以乘数效应放大，并已经和正在对整个社会产生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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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17日星期二
后“12万元”时代：我国也该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中国青年报》2007-04-17 作者：王安
终于，4月2日24时到了，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成功或不成功人士自行纳税申报的大限到了。
在这个日子之前，拧巴的日子忐忑着。睁眼闭眼思考了4个多月，报，还是不报？逃，如何逃？
4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到期申报人数为1628706人，与目前税务机关按建档情况估计的应申报人数比较接近。但有些地区，最终申报数量与税务部门实际掌握的情况相比，差距还不小。
对于一项新制度，从制定、发布到实施截止，大多数人，包括涉及和不涉及这项制度的人，都表现了极大的关注。但稀奇的是，很多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或不准备遵从这项制度。
这个故事还没有完，但已生出许多议论和疑问。
其一，个税起征点上调到1600元，为何有人还不满意
在实施12万元自行申报之前，个税调整的一大动作是，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议案，个税起征点由800元上调到1600元,北京市为1500元。当时，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告诉大家，工薪阶层纳税面将从60％降至26％，而国家将减收280亿元。
800元的起征点已经持续了25年，这令许多保姆都进入纳个税行列。实际上，此次减收只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100。并且，个税减收应会刺激消费，从而促进营业税、增值税的增长，大账还是划算的。
尽管政府似有割肉的义举，但一些有识之士还是不够厚道。
有论者童大焕称：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亿元，4年财政收入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与之对比，工薪阶层负担的个税却成为1994年以来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GDP的9％的平均增长率。
童还比照香港：2005年香港个税免税额是10万港元（按年申报），已婚人士为20万港元。此外，对供养老人、伤残受养人等都有几万元的额外免税额，对购买房屋等还实行个税返还措施。港人人均月收入约是内地的10倍，而且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月入1万元才少量纳税，我们月入1500元就征税，未免苛刻。
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中不是支柱税种，只占到第四、第五的位置，但在公众中引起的躁动却是大的。
其二，为何圈定12万元这个申报点
在公开报道中，只发现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对这个问题有正面解释。不知李教授是否参与了12万元申报制度的制订。
李教授解释道：根据比较普遍接受的看法，所谓高收入者，应该是人均收入的10倍。北京市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8800多元，这样，12万元的富人标准也不大离谱。这可能是个粗略计算出来的数字，目的是让税务部门有一个查询依据，应该是这样吧。
有学者认为，12万这个起点显然太僵化。事实是，很多国家富人自行申报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比如美国，常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随着纳税人的申报状态、家庭结构的不同而不同，通常有5种申报状态，即单身申报、夫妻联合申报、丧偶家庭申报、夫妻单独申报和户主申报。
学者说得不错。但在中国，随便哪一种，要想搞清真正收入都是美好的愿望。于是才有银行开户实名制，从基础做起。但基础还没建好，又要紧忙着再上一层楼，只好先弄个12万元，武断了？僵化了？先干起来再说，聊胜于无。
其三，税收高歌猛进13年,为何还在频出征税手段
2005年1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2005年共入库税收30866亿元，这还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入。
1993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只有4349亿元，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便以每年1000亿元的增量前进，1999年突破1万亿元，到2003年突破2万亿元用了5年，而后突破3万亿元却只用了2年，2006年接近4万亿元。
一个国家在税收制度没有发生大调整的背景下，税收收入能保持长达13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简直是个奇迹。但有关部门要花力气对公众解释，税收收入增幅超过GDP近3倍，是不是合理？会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
有一种解释：以前税收监管不严，偷漏税严重，今日税收大幅增加，是补过去的课。可为什么补了10年的课，还没补完，而是一再创纪录？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说：1994年设计税制时，一是为控制通货膨胀，一是为解决中央政府缺钱的困境，而当时税收征收水平低，于是采用了“宽打窄用”的路数。宽税基、高税率——只想收5000亿元的税，但税制的架子却做的能容纳10000亿元。
在税收制度没有大的改动之前，12万元申报制度之类的征收手段却一再出台，这对国家、对社会、对公民利弊如何？
其四，税负是否过重怎么看
燃油税要择机出台了，车船使用税要上调，土地增值税开片，物业税也在讨论，遗产税的传闻令许多小儿成了房主……
单说房子。邢海洋一定痛定思痛，他写道：一套50万元的房子，若首付10万元，贷款40万元，30年还清，以当前5．75％的优惠利率水平，30年内总房价款就要累积到94万元。但现行个税的计算方法不管你是否贷款买房，只从你买卖的差价中抽税。就算30年后你的房子涨价1倍达到100万元，按规定你要为50万元的增值缴20％的税，即10万元。而实际上，真正增值的只有6万元，只应缴3000元。
2007年3月，在人大政协两会上，财政部财政预算报告首次提出征收物业税。北京大学经济所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冯科认为，此税有重复征收之嫌：投资是有风险的，如果投资者赔了，财政会给补偿吗？当然不会，财政只管琢磨增加新税种，旱涝保收。况且，投资者已经在买房子时一次付清了70年的地租，上市公司在分红前已经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和红利税，再向投资者征税不是重复吗？
这些关于房子的故事只是个案。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之刚认为：如果不仅仅考虑税收，还把政府所能拿到手的所有资金，包括预算外的一些规费收入考虑进来的话，中国的宏观税负不会低于27％至28％，这已经是一个中等高收入国家的税负水平了。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如果按照国家税总提供的18％这个数字，则仅比2005年小涨0．5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低3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低12个百分点。“2006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5000亿元的土地出让金、8000亿元的社保金等，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31％至32％。”
其五，申报财产为何要公众率先官员断后
民财先报，官财岂可后报？这是12万元自行申报制度施行后，公众反应最强烈、最直接之处。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是山东民营科技促进会副会长，在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上成为明星。2005年王曾提出《建立官员个人资产申报制度》的议案。他说，今年是任期的最后一年，如能连任，我还会提这个议案。
实际上，在王全杰之前，已有数部法规涉及此事。
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只是“当时由于技术手段无法满足要求等等原因”而没有进行下去；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中组部联合发布《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
不幸，这些拟议的法和正式公布的规都不了了之。其中一条解释是“不适合中国国情”。有关方面曾明确表示，“官员申报财产，涉及面很广，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不是短期内就能办到的”。
万幸的是，终于，操作的技术手段解决了，中国国情也适合了，财产自行申报制度开始实施了。但是，这次是请公民打头阵的。
法学家乔新生撰文道：“有些民众不愿意把自己的财产通过申报方式，公布给有些财产来源不明的公务员，也不愿意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主动履行纳税义务。”
其六，为何人大审议政府预算效果一般
纳税人把钱交上去了，当然关心钱是怎么花的，拿预算来！
蔡定剑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服务了10多年，但几乎没有看到过国家预算。2005年，蔡在新加坡国会调研，提出想看看国会预算，国会图书馆馆长送给蔡两本新加坡当年的国会预算。不留神，蔡定剑在国外享受了超国民待遇。
但蔡定剑在3月12日《新京报》上的文章标题不好，《能否向公众公开政府预算》。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吗？况且，每年人大政协两会不是总在讨论政府预算吗？
蔡定剑说，每次两会上虽然都有听取审议国家预算的程序，但审议的是预算报告，不是具体预算。
也有报道引述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话说，目前中国预算编制比较粗糙，审查时间太短，人大代表不专业，难以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本届两会为例，安排审议财政预算的时间只有3月6日下午和3月7日全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让2000多名人大代表对关乎整个国计民生的财政预算进行详细的审议是非常困难的。而外国的议会60％的时间是用在审议各种预算上的。
其七，为何行政开支芝麻开花节节高
实际上，知晓和掌握税收用途，是纳税人的第一权利。税收用途最遭人白眼的是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
中国行政管理费用1950年在13.13亿元，1960年31.39亿元，1970年32.00亿元， 1985 年171.06 亿元，1990 年414.56 亿元， 2000年2768.22亿元，2004年5521.98亿元。改革开放25年间增长了104倍。
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总支出所占比重也在逐年上升。1978年仅为4．71％，1985年为8.53％,1990 年为13.44％,2000 年为 17.42％，2003年为19.03％。
与其他国家在统计口径上或许有出入，权且一比：日本一般公务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为2．3％（1993年），德国2．7％（1998年），埃及3.06％（1997年），英国4．19％（1999年），韩国5．06％（1997年），泰国5．2％（2000年），印度6.3％（2000年），加拿大7.1％（2000年），俄罗斯7.6％（2000年），美国9．9％（2000年），意大利 23.09％（1999年）。
行政管理费用如此生猛增长，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养的人太多，各级财政又养了哪些人？谁说得清？比如刘翔，政府财政肯定掏了钱。比如另一个上海人姚明，美国政府就不会掏钱。
财政不仅养的人多，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官员公费出国消耗的财政费用大约3000亿元，此后公费出国之风有增无减。内地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1年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2006年国防开支的2倍……
所以，有些大学毕业生拼着命也要考公务员，有些岗位竞争和录取比例达到 200：1。
所以，2006年4月3日，当湖南常宁市荫田镇爷塘村村委会主任蒋石林，状告常宁市财政局超预算购买豪华车，闻者无不欢欣鼓舞。只是不知此事结果如何。
2006年11月1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传出消息：国家要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要将接待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公开透明，接受监督。对此，闻者亦欢欣鼓舞。但大家马上就记起此前国家也有规定，“四菜一汤”，后来被下面改成了“四盆一缸”。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曾说：“我最不想埋单的是增长最快的行政费用。”最不想，增长偏偏最快，铁算盘也无奈。
其八，为何税外还要收费
税外收费，不知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祭此高招儿？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曾估算，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年收费总收入约为8000亿元。这个说法遭到许多人的质疑。但《2005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公布后，大家不说话了。《年鉴》显示：2004年内地工商、质检、城管、消防、交通等政府部门年收费为9367.67亿元，加上法院和检察院所收356亿元，共达9723.67亿元。
在现行财政体制中，除预算内拨款外，还有自筹资金制度，比如政府要建一个大楼，财政只给1000万元，缺口自己去补；或要成立一个机构，财政不给钱，自己去搞。
这些只给政策不给钱的“独立团”大多具有执法权力，于是权力商业化了，为了钱把权力用到极致。
燃油税迟迟不能替代养路费，27万公路收费员的安置是难题之一，有的收费员月薪达8000元，全世界有收费公路14万公里，而中国内地就有10万公里。
不要以为公众不在乎这些许收费。4月1日，诉讼费降低，许多法院立案量猛增，南京法院共立案700多件，是平日的两倍。
其九，何时才能看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前面已经聒噪了8个为什么，但还有一个朴素然而更为宏大的为什么，就是，政府为什么要收税？税收是越多越好吗？
两个事实值得注意：近年中国银行储蓄中，政府和企业存款的比例在不断提高，而居民个人储蓄比例在持续下降，目前只占储蓄总额的30％多。此其一。从1997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204.7％，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82.6％，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长了40.5％。此其二。
过高的税负不仅使民众生活不容易，还会削弱他们的创富热情。近年由沿海发起来并蔓延到全国大城市的投资移民中介机构一路高歌猛进地壮大，电梯里都有他们的广告。这个行业的主要职能就是把中国最富裕的阶层连人带家搬出去。富人为什么要搬走？
12万元申报制度不是针对富人的，它网住的是范围更广的中等收入人群。而富人的生长大多要经过中等收入过程，中等收入人群是富人的预科。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认为：中等收入人群是中国经济和社会未来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力量，尽快培育一个比重不断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
什么样的计划对于一个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1953年日本的GDP已经达到了二战前的水平，但社会并未就此稳定，产品积压，失业增加，劳资关系紧张。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采取最低工资制、社会保障计划、增加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一系列措施。结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到1973年甚至增加了2倍。此后，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形象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像换了个国家一样”。
中国各个部门都已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税务部门也一定有自己的打算，比如到2010年收缴税收若干。但是不是也该有个部门来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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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19日星期一
两会代表委员口中传出的警世“顺口溜”
讽刺时弊的顺口溜，一向以尖锐著称，而2007年北京“两会”期间传出的顺口溜令人捧腹之余，也引人深思。
1.“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政协委员杨志福向总理转述的顺口溜，将一些官员欺上瞒下的行径和中央政令不通的现状夸张地呈现出来。
2.“吃动物怕激素，吃植物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能吃什么，心里没数。”
――全国人大代表金志国。鸡蛋含苏丹红，多宝鱼里有致癌物质，蔬菜有过多的农药残留物，引发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忧虑。
3.“示范（村）吃肉，推进（村）喝汤，跟进村泪汪汪。”
――曾多次下乡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刘德申在提交两会的建议中呼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投入必须更合理更符合实际，不能只“锦上添花”，更要“中送炭”。目前各地的新农村示范村往往本身就是基础相对较好的行政村，又能得到更多的资金扶持，各方重视，发展自然快，而推进村和跟进村显然无法享受同样的优惠和支持。长此以往，难免会导致村与村之间差距增大，后者能不泪汪汪吗？
4.“种田不缴税，上学不缴费，盘古开天地，这是头一回。”
――江西奉新县二中教师、全国人大代表周丽珍转述的来自当地民间的顺口溜。从正面解读该顺口溜，中央的惠民政策让人欣慰和欣喜。但是，全国政协委员储亚平说：“我们要警惕农民负担反弹，特别是不要让农民‘免了税，长了费’。”
5.“规划规划，赶不上领导的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纪尽善带来的基层流传的一句顺口溜，道尽了人们对乱作为的不满和对新农村乱规划的惋惜。 正如有代表说：“拔了大树种小草，晒得行人满街跑。”并不是个例。
6.“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
――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提供的顺口溜，看病难、看病贵的酸楚，溢于言表。 而身处医疗卫生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却一口气说出了《医疗服务“十宗罪”》：“同病不同价，能差300倍；问诊不细致，上来就化验；程序不规范，盲目开处方；不问诊开药，属违规行为；狂草写处方，中西药同开；治普通感冒，问诊多科室；导诊不完善，找医生费劲；医药品价格，多高于药店；医院化验单，各家不互认；节假日看病，比平时更难。”
7.“职务消费是个筐，甚么都能往里面装。”
――对公务消费的辛辣讽刺。
这些顺口溜反映出社会最令人关注的民生问题。建立“和谐社会”，应首先解决好民生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民生问题是百姓对政府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对执政者能力的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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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政协委员杨志福向总理转述的顺口溜，将一些官员欺上瞒下的行径和中央政令不通的现状夸张地呈现出来。
2.“吃动物怕激素，吃植物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能吃什么，心里没数。”
――全国人大代表金志国。鸡蛋含苏丹红，多宝鱼里有致癌物质，蔬菜有过多的农药残留物，引发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忧虑。
3.“示范（村）吃肉，推进（村）喝汤，跟进村泪汪汪。”
――曾多次下乡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刘德申在提交两会的建议中呼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投入必须更合理更符合实际，不能只“锦上添花”，更要“中送炭”。目前各地的新农村示范村往往本身就是基础相对较好的行政村，又能得到更多的资金扶持，各方重视，发展自然快，而推进村和跟进村显然无法享受同样的优惠和支持。长此以往，难免会导致村与村之间差距增大，后者能不泪汪汪吗？
4.“种田不缴税，上学不缴费，盘古开天地，这是头一回。”
――江西奉新县二中教师、全国人大代表周丽珍转述的来自当地民间的顺口溜。从正面解读该顺口溜，中央的惠民政策让人欣慰和欣喜。但是，全国政协委员储亚平说：“我们要警惕农民负担反弹，特别是不要让农民‘免了税，长了费’。”
5.“规划规划，赶不上领导的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纪尽善带来的基层流传的一句顺口溜，道尽了人们对乱作为的不满和对新农村乱规划的惋惜。 正如有代表说：“拔了大树种小草，晒得行人满街跑。”并不是个例。
6.“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得了阑尾炎，白种一年田。”
――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提供的顺口溜，看病难、看病贵的酸楚，溢于言表。 而身处医疗卫生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却一口气说出了《医疗服务“十宗罪”》：“同病不同价，能差300倍；问诊不细致，上来就化验；程序不规范，盲目开处方；不问诊开药，属违规行为；狂草写处方，中西药同开；治普通感冒，问诊多科室；导诊不完善，找医生费劲；医药品价格，多高于药店；医院化验单，各家不互认；节假日看病，比平时更难。”
7.“职务消费是个筐，甚么都能往里面装。”
――对公务消费的辛辣讽刺。
这些顺口溜反映出社会最令人关注的民生问题。建立“和谐社会”，应首先解决好民生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民生问题是百姓对政府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对执政者能力的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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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13日星期二
新酒令
据说前几日有一对新人举行婚礼，因为家庭背景显赫，来客众多，连市长都来了，在婚宴上，主持人为了助兴，建议行新酒令。众来客立即山呼海应，现代的人不管墨水多少，谁不能侃出几套？但主持人要求酒令必须和自身有联系，这就为难了众者。
市长这一桌的人都眼巴巴地瞧着市长，市长倒也爽快：" 我先来。筷子尖尖，盘子圆圆，我去过的饭店有千千万，我吃过的酒楼有万万千，我掏了一分钱没有？没有！ ，众人一听，齐声叫好。
市委宣传部长就坐在市长旁边，这点小问题根本不在巨笔话下，" 笔杆尖尖，笔头圆圆，我写过的文章有千千万，我发表过的文章有万万千，有一句实话没有？没有！"
领导带了头，群众争上游，一个曾经进过局子的小偷也不含糊，" 万能钥匙尖尖，保险柜的锁头圆圆，我偷过的经理有千千万，我偷过的书记有万万千，有一个报案的没有？没有！"
一个大款心想小偷真是雕虫小计，" 金条尖尖，金表圆圆，我承包的工程有千千万，伪劣工程有万万千，有追究我责任的没有？没有！"
林业局长也含笑来了一首：" 锯齿尖尖，滚木圆圆，我砍的树有千千万，我卖过的木材有万万千，我栽过一棵树没有？没有！"
水利局长有点不好意思，" 石头尖尖，浪头圆圆，我修过的大坝有千千万，不顶用的大坝有万万千，大坝里放了钢筋没有？没有！"
市委组织部长刚才还没词呢，听了几个领导的酒令，立刻妙语上心头，" 组织部的招牌尖尖，组织部的大印圆圆，我考察的干部有千千万，我提拔的干部有万万千，有一个好人没有？没有！"
主持人发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什么也没说，就鼓动老教授也来一段，推辞不过，就说了一段，"A尖尖，O 圆圆，我教过的学生有千千万，我培养的高才生有万万千，有一个留在国内的没有？没有！"
一个推销员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走南闯北几十年，对酒令颇感兴趣，" 头发尖尖，脑袋圆圆，我去过的发廊有千千万，我见过的发廊女有万万千，有一个会剃头的没有？没有！"
主持人心想，就你这也叫做酒令啊，还是看我的吧，" 新郎的手指头尖尖，新娘的小嘴圆圆，我主持的婚礼有千千万，我见过的新娘有万万千，有一个新婚之夜叫痛的没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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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这一桌的人都眼巴巴地瞧着市长，市长倒也爽快：" 我先来。筷子尖尖，盘子圆圆，我去过的饭店有千千万，我吃过的酒楼有万万千，我掏了一分钱没有？没有！ ，众人一听，齐声叫好。
市委宣传部长就坐在市长旁边，这点小问题根本不在巨笔话下，" 笔杆尖尖，笔头圆圆，我写过的文章有千千万，我发表过的文章有万万千，有一句实话没有？没有！"
领导带了头，群众争上游，一个曾经进过局子的小偷也不含糊，" 万能钥匙尖尖，保险柜的锁头圆圆，我偷过的经理有千千万，我偷过的书记有万万千，有一个报案的没有？没有！"
一个大款心想小偷真是雕虫小计，" 金条尖尖，金表圆圆，我承包的工程有千千万，伪劣工程有万万千，有追究我责任的没有？没有！"
林业局长也含笑来了一首：" 锯齿尖尖，滚木圆圆，我砍的树有千千万，我卖过的木材有万万千，我栽过一棵树没有？没有！"
水利局长有点不好意思，" 石头尖尖，浪头圆圆，我修过的大坝有千千万，不顶用的大坝有万万千，大坝里放了钢筋没有？没有！"
市委组织部长刚才还没词呢，听了几个领导的酒令，立刻妙语上心头，" 组织部的招牌尖尖，组织部的大印圆圆，我考察的干部有千千万，我提拔的干部有万万千，有一个好人没有？没有！"
主持人发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什么也没说，就鼓动老教授也来一段，推辞不过，就说了一段，"A尖尖，O 圆圆，我教过的学生有千千万，我培养的高才生有万万千，有一个留在国内的没有？没有！"
一个推销员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走南闯北几十年，对酒令颇感兴趣，" 头发尖尖，脑袋圆圆，我去过的发廊有千千万，我见过的发廊女有万万千，有一个会剃头的没有？没有！"
主持人心想，就你这也叫做酒令啊，还是看我的吧，" 新郎的手指头尖尖，新娘的小嘴圆圆，我主持的婚礼有千千万，我见过的新娘有万万千，有一个新婚之夜叫痛的没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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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28日星期日
[讽刺]某干部年终工作总结
存在问题：好吃饭、好泡妞、好抽烟、好喝酒。
分析原因：饭好吃、妞好泡、烟好抽、酒好喝。
总结经验：吃饭好、泡妞好、抽烟好、喝酒好。
整改措施：饭吃好、妞泡好、烟抽好、酒喝好。
努力方向：吃好饭、泡好妞、抽好烟、喝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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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原因：饭好吃、妞好泡、烟好抽、酒好喝。
总结经验：吃饭好、泡妞好、抽烟好、喝酒好。
整改措施：饭吃好、妞泡好、烟抽好、酒喝好。
努力方向：吃好饭、泡好妞、抽好烟、喝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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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9日星期五
[过耳不忘]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市场换技术自欺欺人
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二十五日电 (记者 孙自法)“有一种说法，叫做以市场换技术，他们认为，只要市场开放了，技术也会随之而来，通过招商引资来引进大批技术。可是事实的情况怎么样呢？事实证明这种路子根本就走不通，这种说法有些自欺欺人。”
“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二十五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继续举行，中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刘燕华演讲时作上述表示，他指出，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了，夺回来十分艰辛；第二，让了市场并不见得会得到技术；第三，让了市场则废掉了自己的技术；第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
这位科技高官举例说，中国汽车目前表面上形成产销两旺的局面，表面繁荣的背后蕴藏着“市场让出去了，原有技术也丢了，新的技术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的汽车工业”。以前上海、长春都有汽车生产能力和一批研发队伍，但为了引进德国大众，中国自己的品牌给废掉了，研究队伍、研究平台也不要了，形成购买一套生产线生产一批汽车，然后再购买一套生产线，再生产一批汽车的情况。“中国的汽车生产技术和能力就是在这种壮士断臂之举之下被废掉”，直接导致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百分之九十已经被跨国公司所占领。
刘又以中国核电举例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就开始搞核电发电研究，从三十万千瓦到六十万千瓦，运转和安全性能都非常好，但中国现在建核电站却不用它，而认为世界上有更好九十万、一百万千瓦的机组，于是要去重新买，中国自己所有过去的研究，将有可能被全部抛弃在一边。
他提醒说，中国买一批学一批，永远用不上，中国的技术永远没有市场，也就无法形成自主创新。韩国和中国同时引进核电，而现在韩国核电方面已能参与国际竞标，“我们引进了，我们还需要继续引进，这就说明以市场换技术是行不通的”。
刘还强调，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他再次以中韩举例说，韩国引进技术之始就提出一条明确的政策，即技术只能引进一次，同时他们把科技经费进行调整，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费用比例是一比五，也就是说韩国花一块钱引进的技术要用五块钱进行研究和开发。中国目前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资金比例是一比零点零八，大笔的钱用在引进上，没有用于引进后的消化和吸收，这也是亟需考虑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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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二十五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继续举行，中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刘燕华演讲时作上述表示，他指出，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了，夺回来十分艰辛；第二，让了市场并不见得会得到技术；第三，让了市场则废掉了自己的技术；第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
这位科技高官举例说，中国汽车目前表面上形成产销两旺的局面，表面繁荣的背后蕴藏着“市场让出去了，原有技术也丢了，新的技术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的汽车工业”。以前上海、长春都有汽车生产能力和一批研发队伍，但为了引进德国大众，中国自己的品牌给废掉了，研究队伍、研究平台也不要了，形成购买一套生产线生产一批汽车，然后再购买一套生产线，再生产一批汽车的情况。“中国的汽车生产技术和能力就是在这种壮士断臂之举之下被废掉”，直接导致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百分之九十已经被跨国公司所占领。
刘又以中国核电举例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就开始搞核电发电研究，从三十万千瓦到六十万千瓦，运转和安全性能都非常好，但中国现在建核电站却不用它，而认为世界上有更好九十万、一百万千瓦的机组，于是要去重新买，中国自己所有过去的研究，将有可能被全部抛弃在一边。
他提醒说，中国买一批学一批，永远用不上，中国的技术永远没有市场，也就无法形成自主创新。韩国和中国同时引进核电，而现在韩国核电方面已能参与国际竞标，“我们引进了，我们还需要继续引进，这就说明以市场换技术是行不通的”。
刘还强调，引进技术并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他再次以中韩举例说，韩国引进技术之始就提出一条明确的政策，即技术只能引进一次，同时他们把科技经费进行调整，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费用比例是一比五，也就是说韩国花一块钱引进的技术要用五块钱进行研究和开发。中国目前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资金比例是一比零点零八，大笔的钱用在引进上，没有用于引进后的消化和吸收，这也是亟需考虑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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