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蛋的汉奸观

水母论坛《谈古论今》板块有一篇鸿文，题为《吾国为什么盛产汉奸？》。领受教益之余，觉得有两个小问题值得议一议。
第一个问题：吾国是不是盛产汉奸？这篇文章的题目，以“吾国盛产汉奸”这一命题为前提。如果这个命题并不成立，也就不存在再问为什么的问题。所谓汉奸，乃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而要弄清吾国是不是盛产此等败类，恐怕要通过与其它民族、其它国家的比较才能搞清楚。如果经过比较发现，别的国家从来没有“民族败类”、“卖国贼”一类动物，唯独吾国特产；或者吾国此类生物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确比别国多，那我们再来问为什么也不迟。可惜的是作者似乎未下此番比较工夫就作出了吾国盛产汉奸的结论，殊为遗憾。这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说是外界谣传某甲打老婆，可事实上某甲并无此嗜好。结果有人见到某甲，劈头就问：“你为什么打老婆？”这当头一棍岂不把某甲给闷死。据我所知，我们的近邻大韩民国当前就在大搞什么“亲日反民族真相调查”，看来他们那里当年出产的“韩奸”也不算少。而二战史上赫赫有名的维希政权，对今天的法兰西民族来说也绝非光荣。
第二个问题，这盛产汉奸能不能和人家孔老夫子扯上关系？这篇文章说，孔子适应世界的主导态度，是中国盛产汉奸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文化实在是太渊远流长了，这本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不幸的是我们似乎有个凡事都喜欢寻根的老毛病，以至于处在源头的老祖宗们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戴上顶高帽子或者扣上个屎盆子。单说这个孔老先生，当年那可是“大成至圣先师”，何其风光！可惜自“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一出，就被弄得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了。这回呢，忽然又背上了教养汉奸的恶名。老孔家真该痛惜家门不幸、生此孽子了。这恐怕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孔子学说的主旨是不是作者所称的适应论暂且不提，单是这适应论与生养汉奸的因果关系就大可商榷。可惜的是文章的作者没有说明吾国的哪朝哪代盛产汉奸。俺对历史知之甚少，觉着汉奸这个东西开始探头探脑似乎是在大宋朝。而这个东西长大成人似乎是大清国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来。至于其“盛行”，那毫无疑问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日本这个民族有关。显而易见，汉奸乃是历史的产物。作者归罪于孔老夫子，岂不是说是孔子学说好比一只老母鸡，腚里夹着一个物件，一声不吭就这么憋着，过了N百多年后，忽然就咯咯嗒生下一个名叫“汉奸”的蛋来？这个说法，真是打死我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历史范畴，应该从产生它的具体社会环境来分析原因，否则不能得出正确结论。孔老夫子生蛋的汉奸观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我之所以反对这种观点，不仅因为它乱扣屎盆子，更因为它具有很大的现实危害性。把生产汉奸的责任推给古人，容易使我们丧失警惕性和忧患意识。其实，在威名远播的大汉、万邦来朝的盛唐，并无汉奸；没有蒙古的铁骑，就不会有变节的大宋臣民；没有日本侵略，伪满洲国、汪伪政权也无成立的可能。可见，汉奸的发生，乃是中华民族逐渐衰落以致任人宰割的副产品，民族一日不振兴、祖国一日不强盛，汉奸一类东西就一日不会消灭。一味地归罪于古人、使今人落得个自欺欺人的心安理得，不去发奋图强、振兴中华，实在对不起百年来为民族利益疾呼、为民族存亡流血的无数仁人志士、烈士英魂。
有汉奸的历史，乃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欲洗此耻辱，请从你我为中华之崛起而勤奋工作始。须知：中国真正崛起之日，正是汉奸绝迹之时，也是炎黄子孙真正挺胸站立之时。今天就是“九·一八”。在国耻日到来之时，让我们记住：我们的历史上有过汉奸，更有鲁迅先生所称中国的脊梁。而这列强枪炮都打不断的中国脊梁，注定要在我们身上绵延生长，前辈们的强国之梦也正需许要通过我辈的自强不息来实现。

参见：《吾国为什么盛产汉奸？ 》之我见

附：吾国为什么盛产汉奸？
作者：一点五
当代北欧哲学家希尔贝克和伊耶都认为，中国文明总的来说是以人的行为规范作为取向。这确实让人醍醐灌顶，也感叹还是旁观者清。回过头来，事实也几乎就是如此：奠定中国文明基础的“儒家”，其创始人孔夫子，只是断断续续地提出了有关人伦关系和生活的一些建议，主导的态度就是适应世界。而这，大约就是中国盛产汉奸的历史文化根源。
对主子“适应”的结果，是摆布出一幅“温良恭俭让”的奴才模样，以搏得主子的欢心。孔子之后的批评者称“儒家”为“犬儒”，并非是如今网络上乏力无能的谩骂，正好相反，是一种很有见地的发现。遗憾的是，这种智者的发现因背着“骂名”的形式而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开发。
对生活的“适应”，则为中国造就了源源不断的良民或顺民，一个个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架构下，演绎着“好死不如赖活”的生死轮回。异族入侵时，这些良民或顺民多半也就习惯使然地批发为“汉奸”，且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名正言顺地实践着汉奸的干活，甚至还回过头去甜蜜蜜地称人家是“盛世”。时至今天，党国的电影、电视和作家们，仍在温情脉脉地热衷着提供一个个低眉顺目受虐狂似的奴才范本，全不顾廉耻为何物，更不管以何面目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就是一个注脚。
鲁迅说，中国历史上其实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制作这许多“奴隶”的，便是“犬儒”文化，充当这“奴隶”的，便是历朝历代的良民和顺民。
细思量，也怪不得孔夫子。该同志先是出身不好，产于没落贵族之家。本来孔夫子在他那个时代算得上是人高马大，即使沦为无赖也不难混口东西吃，不料祖传喜好斯文，子不语“怪力乱神”，硬生生地避长扬短，于是不得不谋职于当权者建立的机构，人在屋檐下，不低头怎行？偏又生不逢时，社会动荡剧烈，“朝秦暮楚”，要活着下去，也只能当“亡国奴”。从这样一种环境中走出来的孔夫子，其思想的核心更多的或理性的决策当然是寻求“适应”。
有人也许不以为然，孔子时代的外国人就那么崇高着么？历史正是这样的。那个时代的古以色列—犹太王国，居然实行长老会议和民众会以限制他们国王的权力；与此同时，古罗马人也成立“公民大会”、“公民代表大会”来行使城邦的最高权力。而我们的孔家店此时正在列国兜售着“奴化”教育，用这些“教育”治理国家的，就被儒家的徒子徒孙们尊为“以礼”，或“以孝”，或“以德”治国。
今天看来，良民和顺民从来似乎就和“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和追求搭不上界。所擅长的只是寄希望于“好皇帝”，退而求其次，遭遇个“清官”也就欢天喜地。而中国历史上“好皇帝”和“清官”又实在不多，多的只是制造“哀民生之多艰”的悲叹。于是在“昏君”和“贪官”的功德下，良民和顺民又无一例外地忍无可忍地成为“暴民”或“暴徒”。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为祸之烈（进入二十世纪50年代后还可以加上一个“评价之高”）都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尽管党国历史教科书上记下了一代又一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以求证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然而，只要看看法国大革命时一句“不自由，勿宁死！”，便知道那些暴民们的奋斗目标是多么的“简陋”。
革命者是不会也从不反思的，他们只会一往无前，换言之，也可叫做“与时俱进”。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加入WTO还是让国人多了一份世界眼光。今天，我们大可以睁开眼看一看世界其他文化，看一看他们有些什么出产。
先谈谈印度文明，一则这个国家与我们同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二来中国人骨子里是看不起印度人的，这样研究起来我们能多一份旁观者的冷静。印度人信“佛教”，其中心是对解放和拯救的兴趣，实在不行了也要“逃离”世界去苦行，以求个体之解脱。当年学世界历史时俺对甘地的“不抵抗运动”感到完全不可理解：这不是任人宰割吗？现在才知道这一奇特的“革命手段”是以其文化为底蕴的——任你宰割也决不“适应”你。
再瞻仰一下古希腊文明。说实话，对这一文明我从来就怀着嫉妒如火的情愫。在人类文明的草创时期，在那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情形下，古希腊人怎么就把理性的思辩和系统的“学术”作为他们的寄托与追求？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成就了人类今天的文明！总疑心这与党国重要思想一样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欧洲人在反思考当年能够实现地理大发现时，念念不忘的一条就是古希腊人地圆学说的支撑。这样的文化即使一时湮灭也终有“复兴”的那一天。
话说转来，中国历史文化并不是一团漆黑，这不符合事实。汉以前，中国毕竟百家争鸣过一回，当时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并精彩着。只有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精气神才如流星擦过天边，成为我们今天仰望世界发达国家和民族时的慰安剂。
中国历史上自汉初“田横死、其客五百人亦皆自杀”后，中国男人的气慨即一并与之完蛋，余下的或是能够施虐于老婆或是异族来时能自虐为“汉奸”的男性。对这一点，想必鲁迅先生也定有感受，他说：西班牙人斗牛是人与牛斗，中国人则是让动物与动物斗。——贪生怕死的本性在这里一览无余。中国人在涉及自身肉体安危的时候，多半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使出祖传的“三十六计”——走为上，又不肯痛快的逃之夭夭，一个个还如阿Q般嘴硬：“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经过古希腊文明熏陶的欧美人却不但只是人与动物斗，有时干脆就人与人斗——决斗，普希金在莫斯科皇村的郊野决斗时失去的是一个诗人的肉体，得到的却是西方人为理念而皆可抛却的人文追求。
孔夫子“适应”学教的另一种遗传，是今天我们对孔子的诠释，仍把它当作一份对我们现在依然实用的指导生活的永恒文本。首善之区的北京在全国率先办起孔学少年班便是这一谬种的登顶之作。此外，一个盛产良民和顺民，一个潜伏着许多“暗汉奸”的国度，是易于治理和集中的，因为大家都在“适应”着。对领导而言永是一件大好事，只是其副作用也明显，就是易于在“沉默中灭亡”。如果说热兵器的出现让游牧民族从此退出了世界历史舞台——大清国是游牧民族最后的回潮也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大倒退，技术和信息的发展也已取缔了人民在“沉默中暴发”的可能，这是需要警惕的又一时代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