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长者命，奉贤者命，跟你们几位谈谈读书。读书是很个性的事情，根本不能一律。我过去很少专门谈读书的话题，我倒是很能影响学生读书，但绝对不跟学生开书目。我女儿很爱读书，我当然感到欣慰，兴奋，但要说我对她有什么影响，也就是潜移默化。比如，她从我的书房有意无意拿什么书，我都随她，她不问，我就什么也不说，由她胡翻。即便问，也不多说。譬如问《在园杂志》是什么书，就说是清人笔记，再问，就说里面抄有很多唐诗集句联，很好玩，比如“去日渐多来日少”，可对“别时容易见时难”，或者“他生未卜此生休”。她要有兴致就往下看，不感兴趣也就罢了。
我算是爱读书的人，古往今来的书我是真看了不少。要我跟你们谈读书，我老怕你们觉得河汉斯言，我又不愿意“降格以求”，只好 “不拘一格”的漫谈一番，当然每次有个大致的方向，你们愿意听，我就接着讲；不想听了，我就戛然而止。好在在书房里谈，可以就近取譬，你们要看什么书，可以随便借。不能出借的书，我也会不客气的申明。
先说我读书和藏书的一般情况吧。
我原本是最没有条件读书的。我出生在很偏僻的乡村，家里很穷，母亲是文盲，父亲是“复文盲”。就是本来是文盲，1949年以后，国家在农村里搞扫盲运动，我父亲参加过扫盲班，不过强记二三百字，以求能识钞票，能看农活分配和工分记录，后来不大用得上，慢慢的又都忘了，再一次沦为文盲。我祖父在村里算得上有头脑的人，他觉得到我这一辈无论如何得读点书，我就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读书人。我受到两位可敬的老人的指点开始读书生活，这个留到下次细讲。还是因为条件所限，我小时侯读书偏枯，未能全面发展，结果1979年参加高考，成绩很奇怪，那时候百分制，我的语文是91分，很好的分数，如果上大学中文系可能跟得上；可数学只有19分，太低了，但说句高攀的话，比钱锺书先生的数学成绩还是高一点。钱先生那个时代可以“破格录取”啊，我就没有那种际遇了。我后来去找母校校长，想重读一年再考，他说，你的数学太差，重读一年也没有希望的。就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校长又说，你的语文很好啊，你的语文老师怕也考不到这么好的成绩呢，你就来教书吧，教语文一准行。我那时候年龄很小，我六岁上学，当时学制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我十五岁就高中毕业了。我说我得回家问问我爷爷，我爷爷说，我们家祖祖辈辈没人当过学生，你居然能当先生了。他老人家一直管老师叫先生，我工作后回家，他也跟我开玩笑，哟，先生回来了。就那样，我就开始教书，照今天的情形，那简直就是童工。弹指一挥间，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我在家乡服务了十四年，1993年到北京工作，我一到北京，就觉得这是个可以安家的地方，因为这里读书方便啊，以前我买书常常要从北京邮购，悬心期盼那是常事，石沉大海也在所难免，在这骑上自行车立马就解决了，多好啊。日积月累，就有了这么个书房。我的藏书，在中学教师里不敢说最多，也总是名列前茅，就是现在的大学教师聚书如此怕也不容易。很多人问我，要这么多书干什么？我常常语塞，无言以对，今天跟你们随便聊聊。
第一，我绝对不是“藏书家”。我这里当然有很值得珍视的书，但没有什么宋刊元椠，或者孤本秘籍，明版清雕也只有一点儿点缀。从事收藏呢，你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得先知道什么是真的，我可没有这样的眼力；你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得先知道什么是假的，我也没有这样的财力，交不起学费。我这里是有这么块牌子，“北京市第五届藏书状元”，这个不能当真的。在北京，有三千藏书，有书柜设备，能分类插架，就能参评的，我的藏书量当然远超最低标准，但跟第一、二届藏书状元们比，那就望尘莫及了。我在《藏书家》杂志也写文章，但我不是藏书家，你们也绝不能用“藏书家”来称呼我，我的书都是我喜欢读的。过去中华书局的老总编金灿然先生，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的时候，有人勒令他老实交代“你是什么人”，他居然答：“我是山东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也是一个杰出的出书人。我也老实交代，我是湖北人，也是读书人。
第二，我也不是涉深及远。总有人觉得我藏书读书有什么深谋远虑。我的老太老师黄季刚（侃）先生一生好书，访书、订书、买书、借书、点书、抄书、评书、讲书，就是不怎么写书，太炎先生讽劝他，有人著书，是妄，子不著书，是吝。妄不智，吝不仁。季刚先生说他五十岁后当著书。他五十虚寿，太炎先生赠联曰“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不巧，联中有“绝”“命”“黄”三字，季刚先生心中不怿，后来不幸成谶。他年不足半百就与世长辞了，他生前写定的著作不多，遗著很多是弟子整理的。我没有这样的打算，现在埋头读书，矜持慎重，真积力久，等待将来写出一鸣惊人的著作来，何况1994年我就开始出书了，2005年我也出版了个人的论文集，卑之无甚高论就是了。
第三，我更不是作经济上的考虑，等到这一屋子图书将来慢慢增值。因为种种原因，我这里的书不少有些复本。比如《资治通鉴》吧，我当初买的是中华书局精装十册本，书太厚，捧读不便，后来我又买了平装二十册本，我有整套《四部备要》，里面当然也有《通鉴》，还有胡三省音注《通鉴》，线装100册，这是善本，现在很值几个钱。自己读嘛，有平装本就够，但其他的本子我也没有动过卖的念头。
那么我藏书读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恐怕一时真说不大清楚。
武汉大学的老文学院长、一级教授刘弘度（永济）先生，一生好读《庄子》，可总也见不到他写《庄子》的文章，程千帆先生曾当面问过他，他老先生说，你以为有学问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啊！我觉得这个话很有些“气象”，我这里有刘先生的文集，到最后也确实没见到他关于《庄子》的议论，可他的文笔真好，词也填得漂亮，那里面有很深的庄意。我这里不是妄比前贤，我虽然没有什么异禀，但日居月诸，也多多少少会累积一点知识，自己觉得活得精神充实，大体上能够不为物役也就行了，不必有太过功利的算计。
我们是当老师的。现在的老师，简单分类可以分为读书的老师，和不怎么读书甚至不读书的老师。读书的老师教学生读书或影响学生读书，不读书的老师只好教着哄着甚至逼着学生做练习。积三十年的经验，我深知做练习当然有用，可是也有限。只做练习可能一时在分数上能奏效，最终的结果往往不太美妙。现在社会上评价一个学校，常常看培养出了多少北大、清华生，只看这个当然不很好，但论事评理总得有一个标准。我到北京后机遇比较好，一直在重点中学任教，还常常连年“滞留”毕业班，好学生还是碰到不少，都说学生碰到好老师是机遇，老师碰到好学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在这里一年带出来的北大、清华生，在我的故乡那得一辈子。我送到北大、清华的学生数以百计，再干十五年，到我不再发挥余热，数量就更大，如果百分之十的人有大成就，也能有二三十人。我觉得我给他们最大的影响就是读书。他们到了大学，有时候竞争也很激烈，做事情还难免撞车。我曾问过我一个学生的情况，他笑笑，说，钱宾四（穆）先生的著作我见一本读一本，有的人连《红楼梦》都没有通读，我怕他们做什么？是这样的，还是程千帆先生，曾打过一个比方的，你是破车你怕撞，你是坦克你怕撞么？我就觉得我们老师自己不读书，很难给学生好的引导。也有人说我不读书，也有好学生，我看跟你没大关系，人家可能有家学，也可能是自学，未必就承认你的作用。真正受到你影响的学生，你活着，他得登你的门；你死了，他得上你的坟。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可否进而成为教育家，想不想看我们；成不成看他们。学生多而有大成，你就被人目为教育家。一个读书的教师不一定成为教育家，一个不读书的教师，一定成不了教育家。
末了，跟你们说说我的书斋名称，我前后换了几个。开始是叫“耕砚斋”，因为古人说，不耕砚田无乐事，还说笔耕有获，砚田无税（现在当然也有了），案头清供，我这里也有好砚，倒也名副其实，但常给人误会，仿佛我在书法方面很措意，甚至有成绩，我就很不好意思，取消了。后来改为 “十驾书屋”，一取《荀子》“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之意，一因我爱好考据之学，心仪清人钱大昕，我这有他的《十驾斋养新录》线装本，“十驾斋”是他的斋号，我当然很追慕，但岁数大点后觉得这个有点唐突前贤，就不敢再用了。现在叫“顺宁斋”，也有两层涵义。张横渠说：“存，吾顺事；殁，吾宁矣。”活一天，就读一天，死了就罢了。 “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这本是纪晓岚自挽联，后来用来挽陆耳山，还是本来是挽陆耳山，后来又舍不得预为自挽，我记不清了，不过他们两人都合用，如果“宦”字改为“学”字，也可成为读书人的写照。现在的读书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书多买柜，柜空买书，周而复始。买多了书就没钱买房，可没房又没地方存书。我到北京后，前后搬了好几次家，为这些书真没少受累，后来咬咬牙在京郊顺义买了这处大点的房子，书总算跟我安顿下来，希望以后宁静的生活，这是“顺宁斋”的另一层涵义。书斋取什么名义，也能看出斋主的生活情状和生活情趣。“顺宁斋”由刘绍刚先生颜额，他是蒋维崧先生的入室弟子，金文对联也是他写的：“旧书不厌百回读，嘉树新成十亩阴”，出句是东坡诗句，对句是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所拟，这对子流传甚广，不算独特，但实获我心。
FROM：布衣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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