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说教我读书的两位老先生的一些往事，看看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启发。他们两位赐赠给我的书也都在这个书房里。
我的生身之地是湖北当阳，名气很大，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喝断当阳桥嘛。流经当阳的河流有两条，一是漳河，一是沮水，这两条河汇合为一的地方距我家不很远，俗谓两河口。古战场是雄风犹存，新田园有诗情画意，但很穷。直到土改划分成分，我们村没有地主，富农也只一家。就是这个富农家庭，出了一位读书人，他的名讳是戴文德。1949年以后，文德公当小学教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失去了公职，回到村里务农，七年以后我出生。大概又等了几年，文德公开始教我读书。村里和我同岁的男孩共有七个，都有机会跟文德公学习，不过只有我没有半途而废，想想这是多么幸运的事。
我早年跟文德公学什么呢？我又学到了什么呢？
文德公怎么教我们识字的事，我不记得了。有一次我陪文德公散步，他指着河边的沙滩告诉我，说我们小时侯，他就拿放牛的竹鞭在沙地上写字教我们认，他说我记得多，又不肯忘，所以才有机会跟他读书。但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书可读的，文德公有两本《古文观止》，就是这两本，对，中华书局当初印的是大32开本，现在坊间出售的反倒是小开本的，没有这个疏朗可爱。还有五本《中华活页文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的合订本。这几本书是1962年的印本，是比我大，但意义不在这，就是说文德公在蒙难五年后，一边放牛，一边还在买书。《古文观止》是文德公逐篇教我的。《活页文选》我就可以自己看了。文德公教我诵读的古诗，没有什么教本，全凭他的记忆，我当然也因此背了不少。
我读《活页文选》的时候，看到文德公的批注，得知他不很喜欢李白，现在想或许是因为他半生蹭蹬，更愿意体味杜甫的沉郁顿挫吧。比如你们看，这里，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开篇说“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他的批注是“开口即是胡说，那有此言也？”下文太白又云自己“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他的批注是“这个小子竟吹！”可是幼年时代，文德公每在清风明月下教我吟诵的多是李白的诗篇。是不是他认为不能因为他的好恶影响我呢？是不是他觉得幼年如我应该向往李白的飘逸，不要过早的体味杜甫的悲怆呢？我从没有问他，但我常问自己，我现在教学生阅读的时候有没有强人就我呢。
文德公也决不是没有主张，信马由缰。他觉得小的时候多读点古文大有好处，纵不全懂也没有关系。我上高一的时候，文德公还没有得到平反，他还有时间精力，就教我读《左传》，教本就是这本《春秋左传读本》，容安王伯祥先生的注本。这本书我就用一年的课余时间读完了，第二年，文德公冤情昭雪，就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了。他晚年对我说过，从1957年到1978年，二十一年间，他只教了我一个学生。
我跟文德公只学了古文。这好不好？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十分尊敬的前辈王力、吕叔湘先生，似乎都不太赞成学生多学古文。1999年，《读书》杂志假华侨大厦开创刊20周年纪念会，我看到李慎之先生不良于行，在陪他去方便的空挡，问他中学生要不要学文言文，那时候正在热烈讨论语文教育问题，李先生说，他年轻的时候相信鲁迅先生的话，以为中国的书可以少看或竟不看，也就不必学文言，现在，积他一生的经验，认为不学不行，还得早学，上了大学再学，就来不及了。这话是在洗手间里说的，没有文献记录，恕我不能敬加引号，但我保证转述绝无问题，这几句话就像印在我心里，因为当时我猛然间暗自庆幸，我小时侯遇到了文德公。
这本《春秋左传读本》当年用纸不好，时间久了，发黄发脆，不敢再用，我就什袭珍藏。说也奇怪，我这里《左传》的本子不少，需用的时候还是愿意翻翻这本。正如小时侯喜欢吃什么或吃惯了什么，到老也改不了。后来，我在隆福寺中国书店看到这一本，毫不犹豫买下来，当时想，以后想看的时候就用这本。谁知这本竟是谷林先生的藏书，上面有他老先生的批注，也不敢用了。
文德公在他闲暇时或高兴时爱讲一点学林掌故。因此幸或不幸，我从小就知道仰慕学者。黄季刚（侃）先生是学问中人，也是性情中人，逸事似乎特别多，文德公讲得也多。他和我都没有想到，我后来成为季刚先生再传弟子的亲学生。
教我读书的第二位老师是李格非先生。李先生他师事刘博平（赜）先生、黄耀先（焯）先生，博、耀二老则师事季刚先生。博老是蔡元培时代进入北大的，是季刚先生门下大弟子；耀老还是季刚先生的亲侄。上世纪50年代武汉大学中文系师资雄厚非同小可，有“五老八中”，博、耀二老名列“五老”，另三位是弘老（刘永济先生字弘度）、汉老（徐天闵先生字汉三）、鲁老（席启炯先生字鲁思）；博、耀二老门下的李格非、周大璞二先生则在“八中”之列，另六位是程千帆、胡国瑞、刘绶松、李健章、张永安、缪琨诸先生。我高中最后一年，因为文德公不能再教我了，我就得到“自由”，不知天高地厚起来，自己想写一本关于文言虚字的书，把虚字的用法写得很详细，“之”、“以”二字就写了近五万字。当语文老师后继续修改，1982年把稿子寄给山东齐鲁书社，书社的领导孟繁海先生、李新先生认为我的古汉语水平还有一定的基础，就以公函的形式把我推荐给李先生，因为先生当时是《汉语大字典》的副主编，书社是请李先生吸纳我参加《大字典》的工作，李先生看了部分稿子，果然找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先生，请他想想办法把我调到字典组去。我觉得这事搁现在根本就不会发生，要不是我珍藏的齐鲁书社公函在，我自己就觉得几乎是天方夜谈。刘校长想没有想办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当年十八岁，高中毕业，民办教师，他根本就没办法！李先生就让我跟他读书，并在他指导下编《逆序类聚古汉语词典》，经过十年艰苦的岁月，1994年出版，就是这本中型“砖头”，一会你们一人搬一块走。
先生教我读书的第一次谈话，我现在记忆犹新，开始如坐春风，最后差点没把我吓晕过去。他说读书得有“底子”，“底子”这个词很形象。他讲，季刚先生嘲笑那些读书翻翻开头就丢开的人为“杀书头”，他读书务精习。他在弥留之际还要家人拿来《唐文粹续编》，坚持点完最后一卷，说自己平生笑人 “杀书头”，不想让后人笑话。先生又发挥说，读书只看开头固然是“断首”，半途而废那就是“腰斩”，留下尾巴那是“刖刑”，东翻翻，西瞧瞧，岂不近乎“凌迟”。他告诫我，读书必要彻底。完了布置任务，说，你能不能计日程功，坚持几年，先把唐朝以前的书基本读完了？你们也很惊骇吧？我当时也这样。现在当然不会“心有余悸”了。其实，唐朝以前的书不是我们初一想象的那么多。十三经都有了，可汉魏古注远不及唐宋注疏多；史部的书是不少，我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但唐前的只有前四史，加上《宋书》《魏书》《南齐书》，还有《国语》《国策》；子部的书有《二十二子》，《诸子集成》，读完就“基本” 了。集部的有《楚辞》《文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等等。读这些书，就是花上十年工夫也值。即如“诗”，启功先生说过：“唐前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宋后诗是仿出来的。”话是出于幽默，可是很精辟。作品“长”在地下，是不像满树繁花眩人眼目，可“长”在地下的是根，根深才能叶茂，这是很容易想明白的道理。所以，你们要多读点元典，多读点源头的作品。当然，这些作品不好读，有难度，但攻克了，以后就好办多了。我当年虽是硬读，但也有不少快乐，为验所学深浅，关于《诗》《书》这样不好读懂的，我尝试写几条读书笔记，还能发表到《文史》这一类的刊物上去。
现在，要读的书太多了，要做的事也太多了，我不好劝你们不“杀书头”，但请不要“格杀勿论”啊。总要有几部经典，从头到尾，认真读完的。
除了学到读书精习外，李先生还教导我一件事。他说我是农民，读书必要读透为好，否则，没能成为一个好的读书人，翻把农民的本色弄丢了。有一次在北京的街道上看到农民工挖沟，到了午餐的时候，每人用一支筷子，串五个大馒头，一只碗盛菜，其实就是汤，中间有几片白菜或土豆在游泳，他们蹲在路边树阴下吃得还很香，同行的人笑道，他们竟这样吃饭。我脱口而出，说，我父亲就是这样。还行，没敢忘了先生的教诲。我教书教得还蛮好，其实也是农民的法子，农民种田，就是整地播种，灌水施肥，除草驱虫，庄稼自己长，不劳他人揠苗。现在不少教师，从高一起就瞄准高考题，反复练习，直到把学生弄烦为止。其实考试题目就那么二十来道，为什么反复练习还是不行？就像打井，不过二十来口，挖得汗流浃背，精疲力竭，还是没水，或是苦水。怎么办，引导他们读点书好不好？那是种草植树，提高地下水位，绿化好了，清泉就汩汩然来了。
末了，给你们看看《汉语大字典》。李先生和赵振铎教授是《大字典》的两位常务副主编，主编是老学者、一级教授徐中舒先生，他是清华国学院出身，王静安先生的弟子，学问当然是非常好的。李先生是《大字典》最先跳入苦海，始终不曾回头，也最终到达彼岸的领导人，他谦虚为怀，淡薄名利。其实《大字典》前后十五年间，共开了八次编务会议，徐先生年高多病，一次也没有出席；先后组织七卷的终审（第八卷是附录），徐先生一次也没有参与。赵振铎先生在李先生去世后，撰文纪念，说，“李先生是《汉语大字典》的真正主编”，理所当然，赵先生也是。现在有人在讨论《辞海》的主编问题，其实选一个德隆望尊的学者，还是选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来领衔，同样都是“中国特色”。我这里有《大字典》初版正文八卷，缩印本三卷，卷一有李先生和其他几位副主编、老先生的签名用印，很珍贵的啊。还有《简编本》，是李先生主编的。还有《汉语大字典论文集》（李先生和赵先生主编），《汉语大字典纪念册》，这两本与正文八卷同样开本，同样的封面设计，但印数很少，市场上难得一见。这是供审稿用的“油印本”，读者里边，可能就我有。这些都是先生送我的。李先生逝世后，《大字典》又有了新的印本，先生不曾见，我也就没有勇气搬回来了。
FROM：布衣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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