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响应国家号召、实行计划生育的公民，对国家是有贡献的，应该获得某种形式的奖励和保障。这种认识，在2001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时候，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但是，该法只规定了奖励和社会保障的原则，并没有对奖励项目和奖励标准进行细化，而是把相应的权力赋予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这种分级立法形式，造成了这样一种不公平的现状：同为国家公民，同样是响应国家号召，同样是执行基本国策，由此获得的奖励和保障却大不一样。
这种差别式奖励，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地域差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本辖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都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奖励和保障措施做出了具体规定。情况千差万别，很难找出奖励规定完全一致的两个省份。二是身份差异。就山东省而言，这个差异主要体现在退休待遇上。针对不同身份的公民，2002年9月公布施行的《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一条分别作出了以下规定：“独生子女父母为机关、事业组织职工的，退休后加发本人标准工资百分之五的退休金（退休金为百分之百的不加发），其经费从原渠道列支。”“独生子女父母为企业职工的，退休时由所在单位按照设区的市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发给一次性养老补助。”“提倡对农村自愿终生只要一个女孩的夫妻给予重奖。”不难看出，这条规定对机关事业组织职工、企业职工和农民实行的是差别待遇。
认真追究起来，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公平原则。地域差异看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实经不住推敲。原因很简单，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而不是某某省的基本省策，以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有所差别为理由，对做出同等贡献的国家公民实行差别待遇，难以令人信服。身份差异的情况更要严重得多，如果说地域差异仅是有违公平原则的话，身份差异则属于显失公平的范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有二，一是控制人口数量，二是提高人口质量。就第一个目的而言，独生子女的父母无论其身份是机关事业组织职工、企业职工还是农民，作出的贡献显然是相等的。就第二个目的而言，如果我们认为这三种群体的人口素质大致相当，那么这个贡献也大致相等；如果说这三种群体的人口素质呈递减顺序，那么少出生一个农业人口的贡献就大于其它两种人口，三种群体的贡献大小与人口素质高低是一种反比关系；如果认为农业人口素质高于企业职工甚至国家公务员，则显然不符合事实。通过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对国家的基本国策的贡献如果说不是大致相当的话，那么也是依据其身份从机关事业组织职工到企业职工再到农民的顺序而逐步递增的。
但是，分析《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一条，我们就会发现：其中规定的奖励与保障措施，与上述结论相矛盾，对三大群体的奖励力度和保障程度是逐步递减的。对于达到退休年龄的机关事业组织职工，采取的是加发一定比例的养老金的办法，并且由国家财政作保障；对企业职工，实行的是一定数额的一次性补助，并且要靠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才能在企业得以执行；到了农民，就只剩下了一个看似很有力度的原则性规定，资金来源及保证措施均未明确。如果再进一步分析，这三种群体内部的不同个体，实际获得的奖励和保障也有所不同。这样的后果是：在执行基本国策这个问题上，符合条件的公民获得的奖励和保障不仅与其贡献不相当，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成反比。这恐怕不会符合设立奖励和社会保障的初衷。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一条的落实情况如何，未见公开报道。我的猜测是：机关事业组织贯彻最为得力，企业次之，农村最差。即便是一项不公平的奖励，也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享受不到。当然，我宁肯自己猜错了。据我所知，不少企业对这条规定就颇有怨言：凭什么公务员由财政出钱，而企业职工的补助就要企业自己负担，难道大家执行的不是同样的基本国策？执行起来难免有抵触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主责部门的监督措施稍微放松，这项奖励政策就会落空。
把实行计划生育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严肃的事情就要严肃对待。不合理的奖励政策有损基本国策的严肃性，不公平的法律规定有损法律尊严和社会公正。以往的教训还告诉我们：一项政策，即使出发点再好，一旦丧失了公平合理，也很难得到贯彻执行，并且有可能演变成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线。这是不能不引起重视的。其实，看看各地的计生条例就会知道，不少地方的奖励政策制定得还是比较公平合理的。在地域差别短时间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我们山东省是不是应该向人家看齐，把不合理的身份差别改一改呢？即使做不到绝对公平，能做到符合公平原则也好。
目前，那些率先响应国家号召、只生一个孩子的公民们，已经陆续到了退休年龄，法律规定的奖励政策已到了需要兑现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我省所有符合受奖条件的国家公民，无论身份为何，在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都能获得法律规定的、公平合理的奖励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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