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房内考》

李零先生说这书有三个遗憾：1、图版纸挤进了前言，2、作者介绍有误，3、没有印数。 我觉得可以加一条：正文用纸较差。


谈《中国古代房内考》
李零《读书》2011年第1期
　　《中国古代房内考》的中文译本，前后出过两个本子，每次都很不容易，每次都留下遗憾，个中甘苦难为外人道。
　　第一个本子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内部读物）。稿酬千字二十四元，合同十年，一笔买断。此书铺天盖地，有无数盗印本，错字很多（因为不给看校），如“图版”印成“版图”，“那话儿”印成“那活儿”。这个本子，还被转让版权给台湾桂冠出版社，后者错得离谱，没有机会改。
　　第二个本子是商务印书馆二○○七年版。我们苦苦等了十年，本来取得Brill授权，打算在三联出版，希望出个修订本，流产，这才转到商务印书馆，版税百分之八，又是一签八年。这个本子是正式授权本，经过全面修订，增加了六个附录，印得很漂亮，但也有遗憾。一是图版纸挤进了前言，二是作者介绍有误。他们在付印前让我看过，然而奇怪的是，我指出的问题，他们坚决不改，理由是编辑管不了印制。还有，就是没有印数。
　　关于高罗佩，在商务版中，我已经说得太多。我很久没有回到过这个话题，没有两岸清华这个会议，我还转不回来。一九九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荷兰大使馆筹备过一个会，纪念高罗佩逝世二十五周年，文章我都写好了，不知怎么回事，会没开成。我没留心，今年是何年，想不到，高氏如果活到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高罗佩是我老师那一辈人。他这一辈子，人只活到五十七岁，但写了十九本专著，三十六篇文章，十七本小说，真不容易。
　　《中国古代房内考》是高氏的传世之作，在他的十九本专著中名气最大。这书是一九六一年出版，当时我才十三岁。马王堆帛书是一九七三年发现，比它晚了十二年。他看不到这么重要的发现，但他的书好像是为这一发现做准备。我在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那阵儿，所里进过这本书。我见此书，如获至宝，复印过一份。我们的翻译就是利用复印本。
　　高氏对中国性文化的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讲都是开创性的。此书从上古讲到明清，跨度很大，但作为支撑的东西，主要是三大块：房中书、内丹术和色情小说，其他，大多是点缀。这三个方面，过去是三不管。第一个方面归医学史管，医学史不管；第二个方面归宗教史管，宗教史不管；第三个方面归小说史管，小说史也不管。专业人士没人搭理，非专业人士又不得其门而入。你只有理解这种困境，才能理解他的贡献有多大。
　　他的书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很容易给他挑毛病，每个方面都可以挑点毛病，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书可以取而代之。
　　高氏的学问有两个特点，常人不具备。
　　第一，他是个外交官，但肩无重任，衣食无虞，有的是时间。他是把主业当副业，副业当主业，兴趣广泛，一个问题牵出另一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很投入，不玩则已，玩，就玩到很高水平。他不是学界中人，自然不受学科限制。“避席畏闻文字狱”的问题，他没有；“著书都为稻粱谋”的问题，他也没有。
　　第二，他是个大玩家，一切跟着兴趣走。他懂多种语言、多种文化，走哪儿玩哪儿，玩哪儿算哪儿，并没有特定的学术目标。这种研究既不同于早期的传教士汉学，也不同于法国的学院派汉学，更不同于二次大战后兴起配合地缘政治的美国汉学或所谓中国学（China Study）。他就一个人，寓学于乐，寓乐于学，自娱自乐。
　　这种研究很奢侈。
　　高罗佩是职业外交家，他在五个国家当过驻外使节。五国中，他在日本待得最长，前后三次，长达十三年，在中国只待过五年，但对中国可谓情有独钟。他太太是中国人，她说她的丈夫简直就是中国人。他吃中国饭，说中国话，研究中国文化。很多人都觉得，他比中国人还热爱中国。杨权先生说，他对中国的赞美，真让我们受宠若惊。
　　外国人夸中国，李约瑟是代表。他的研究，对纠正西方人的偏见有大贡献。“彼丈夫兮我丈夫”，大家彼此彼此，扯平了。但我们不要忘了，他到中国找科学，标准却是现代科学的标准，非常西方的标准。
　　外国人爱中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爱。爱或不爱，用不着大惊小怪。日本人，唐代，很佩服，但现代不一样，谁把它打败，它才佩服谁。欧洲人的爱，是博爱。殖民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对王土，王对王土上的一切都很爱。
　　陈珏先生谈《长臂猿考》，让我浮想联翩。人对动物的态度可以折射人。殖民也好，奴隶制也好，人和动物的关系也好，都不是近五百年的事。现在，埃及考古，发现修金字塔的人吃面包，喝啤酒，所以说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工人，但工人和奴隶怎么定义，吃好喝好，是不是就不是奴隶？奴隶也不都是关在笼子里。
　　人类对动物的慈悲心从来就不曾彻底过。他们的爱，从来都是以人为中心。再爱，也断不了口腹之欲，不吃牛羊猪，就吃鸡鸭鱼。猫狗不能杀，苍蝇蚊子要不要保护？“杀要人性的杀”，本身就不是动物标准。
　　高罗佩写这本书，结论很简单：中国人的性生活很正常，不但正常，还很高尚，这个结论有点像李约瑟。
　　美国有位女学者批评高氏，认为他的书是个大阴谋，他把中国写成男性的理想国，是为了抵制女权运动。这么讲，当然很过分。但高书的主旋律是赞美，这点没错。他的褒是针对贬，不是贬男或贬女，而是贬中国文化。
　　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主要是文人士大夫的风雅生活，如笔墨纸砚、琴棋书画，他怎么会对房中术这么“低俗”的问题感兴趣，主要是缘于画，缘于明代的“春意儿”（春宫画）。他是从“春意儿”顺藤摸瓜，摸到上述三大块。
　　高罗佩的《秘戏图考》是此书的准备，他的基础材料是收在《秘戏图考》里。《秘戏图考》是他第二次出使东京时所写，《中国古代房内考》是他第三次出使东京时所写。两本书都是他在日本利用他在日本收集到的材料写的。《秘戏图考》附有《秘书十种》，就是基本的文献素材。其中有房中书，有明清小说摘抄，有春画题辞。
　　高氏研究房中书，主要是追随叶德辉。他对叶德辉的死深抱惋惜。叶德辉在《双景丛书》中辑过《素女经》、《素女方》、《洞玄子》、《玉房秘诀》，主要来源是《医心方》。《医心方》是日本的医书，里面抄了不少失传的中国古书，很宝贵。高氏讲房中书，主要是利用叶氏的辑本，叶氏错，他也错，在考镜源流和文献校勘上没有太多贡献。但他指出，这些书还有更早的背景和更晚的延续，却很有眼光。
　　中国的房中书，我做过系统研究。《医心方》的引书，主要来源是道教的房中七经，房中七经前有《汉志》六书，《汉志》六书前有马王堆七书，可谓源远流长。我从我的研究发现，它们代表的传统是个绵延不绝的传统，即使传到明代也没有断绝。例如高氏搜集的明抄本《素女妙论》就是解读马王堆房中书的钥匙。
　　关于内丹术，高氏的讨论相对薄弱。最初，在《秘戏图考》中，他把中国的采战术看做性榨取。蒙克（Edvard Munch）的画就经常把女人画成吸血鬼。后来，他接受了李约瑟的批评，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他又强调，这是一种“水火既济”之道，不是两伤，而是两利，对女性有利。其实，采战的评价，还是要从多妻制的背景来考虑，中心还是男性。高书对中印房中术的比较研究，很有意思。它们到底谁传谁，高氏说中国传印度，只是假说，但他说，中国的房中术年代早，有自己的独立起源，没错。中印房中术有相互影响，也值得研究。我写的《昙无谶传密教房中术考》就是对高书的补正。
　　小说这一块，主要反映的是明清时期的传统。小说中的房中术并不神秘，主要是“顺水推舟”、“隔山取火”、“倒浇蜡烛”这一套，很容易懂。大家读不懂，主要是淫器和春药。这次，我的论文，《角帽考——考古发现与明清小说的比较研究》，就是研究出土的淫器。这篇文章本来是应曹玮先生邀请，就秦帝陵博物馆的文物讲几句话，因为开这个会，我就拿它来凑数。杨权先生在会上说，我应该写一部《中国淫器考》。其实，我早就从这个阵地上撤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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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先生关于《七十年代》的讲话

《七十年代》，北岛、李陀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阅读链接：《今天》网站上的“七十年代”专题

小人物与大事变
——关于《七十年代》的讲话

李零

这个集子是北岛、李陀编的,我只是作者之一。
“七十年代”很重要,对我们这一代人很重要。很多人,很多事,都值得重新回味。
过去,我跟唐晓峰谈过这事。他跟北岛是老同学、老朋友。北岛移居香港后,他跟北岛说这事,北岛一听就说好。他是个说干就干挺能张罗的人,居然约了不少人。他和李陀编这书,出得真快,二○○八年出“牛津版”,二○○九年出“三联版”。原来只是说说,想不到这么快,书已经印出来了,一下就有了两个版本,香港和内地都能看到。
这个集子是大家写的,立场不同,眼界不同,好就好在七嘴八舌,不是同一个声音。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写,各写各的经历、各写各的体会,谁也不代表谁。想法不一样(不可能一样,没必要一样),没关系,共同主题摆在这儿,大家都谈“七十年代”就好。这是大家共同经历的时代,一个值得怀念和反思的时代。
任何大时代,都是由凡人小事构成,人太多,事太多,细节太多,纷乱如麻。太多怎么办?只好遗忘。有意无意,一定会简化,有美化,有丑化,功归谁,罪归谁,最后只剩几个大好人和大坏蛋,大家就记住了。
这不是原生态的历史。原生态的历史不可能拷贝,拷不过来。
最近,“记忆”一词很时髦。历史是什么?据说是保存“记忆”。“记忆”是什么?全是挑肥拣瘦剩下来的东西。
历史是“选择性的记忆”,忘掉的比记住的多得多。就像你看过的电影、小说,现在还剩什么?全是过眼烟云。
“记忆”的前提是“忘记”。很多东西都被我们扔进了历史垃圾箱。我们扔掉的是大部分,留下的是小部分;埋掉的是大部分,挖出的是小部分。好不容易挖出点儿什么,还全是碎片。我是学考古的,对这一点体会很深。我们的记忆一直是摇摆于二者之间。
当我们还生活在历史之中时,我们无法理解历史。当我们理解历史的时候,我们又离开了历史。只有离开历史,我们才能写历史,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可是这样的历史还可靠吗?
每当我们怀旧,大发思古之幽情,想把千疮百孔的历史讲得有头有尾、活灵活现时,历史就变成了文学,不由自主,不可避免,一开口,就是文学。
但历史毕竟不是文学。我们经历的事,会被后人猜,后人想,无可奈何。有人说,谁也无法复原历史真相,任何历史研究都是猜想,甚至把这种无奈当理论讲,当胡说八道的借口讲。
我们要谈的是历史,不是历史学。历史学难免虚构,但历史不能虚构。它对当事人来说是真实存在,对后人来说是真实存在。所有胡说都可能遭遇“考古”。“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在档案面前,在出土发现面前,在许许多多历史证人面前,胡说将无地自容。
不管我们的记忆如何不可靠,历史的细节如何不可考,这是个非常真实的时代,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时代。
在我们的短暂人生中,它只是一小截,只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处于中间位置的一小截,十年而已。十年一觉扬州梦,转眼就过去了。
庄子讲过小大之辨,我们都活不长,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比朝菌和蟪蛄强不了多少,大家都是可怜虫。语云,“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们就跟大树上的叶子一样,早晚会枯黄陨落,秋天一到,就掉下来。
树叶虽小,但见证了春秋,既目睹了繁花似锦,也目睹了大树飘零。
上个世纪,前五十年和后五十年不一样。一九四九年以前,基本上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兵连祸结、死人无数,英雄辈出、大师辈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时代之后,是生活在冷战时期。我们都是冷战下的蛋。
冷战时期,世界依旧是个坏世界。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就是讲这个世界。三大帝国,全有核武器,谁都不敢用。和平的意思就是这种战争(“战争即和平”)。
中国,夹在大国之间,不是围人,而是被围。“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我自岿然不动”的意思是什么?是“一穷二凶”。
解围是首要问题。
冷战的特点是什么?是制度扭曲,杀人不见血,全是内伤。围人的和被围的都紧张。
更何况,冷战时期,不是没有热战。
“二战”后,最大的两次热战都发生在亚洲,一次在东亚(朝鲜),一次在东南亚(越南),中国都参加了。
中国的事,离不开这个大背景。
因为年龄的缘故,我们恰好目睹了共产主义从高潮到低潮的历史巨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比很强烈。这个转折点是什么?是七十年代。
怀旧,大家很容易想起“八十年代”,很容易忘掉“七十年代”。时间并不远,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七十年代”已经是“昨天”,“八十年代” 才是“今天”,今古之分很明显。
李陀说,“六十年代”是高峰,“八十年代”也是高峰,“七十年代”相对平静,为什么这个集子单挑“七十年代”?这是个好问题。
我在我的回忆中说过一段话,“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话,“牛津版”印在封底,“三联版”印在腰封。我要强调什么?就是这个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离现在很近,我觉得很近。但比我们小的人,感觉不一样。他们是以“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为起点,很难想象“二战”后,世界是什么气氛。那时,左翼如日中天,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大旗是在左翼手里。“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苏联和东欧乱子很多,但共产主义还处在上升的势头。“七十年代”,它才达到高潮。高潮之后紧接着,当然就是退潮。潮起潮落,小孩看见的只是潮落。李陀说,“七十年代”是“两场大戏之间的过场”,如果这是指全球的风向变了,很对。
“七十年代”是个前后转折的时代,国际如此,国内也如此。
这是个多事之秋。一方面是美国的越战,一方面是全球的反战,一方面是法国的五月风暴,一方面是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中国则在“文革”中。
大家回忆,经常提到两件事,一件是珍宝岛事件,一件是“九一三事件”。
一九六八年,中苏边界冲突不断。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宝岛事件,中苏打起来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十月十七日,林彪下了《一号战备动员令》,中、苏、美三方都紧张。
我爸爸,黑帮,下干校。我大姐,军人,上青海。我、我二姐、我妹妹,中学生,上内蒙古插队。这是什么?这是大疏散,所有人都被疏散。
毛泽东考虑的头等大事是打仗:跟苏联打,跟美国打?台湾会不会也来凑热闹?他最焦心的头等大事是这类事。
我说,改革开放,前提是中苏交恶、中美接近。中美接近的前提是中苏交恶。
没有中苏交恶,就没有中美接近,没有中美接近,就没有改革开放,一环扣一环。这些世界性的大事,转折点在哪里?就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一年。
很多事件的发生,都是始料不及,连当事者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它的结果很清楚:苏联解体了,中国解围了。这是断裂,也是突破。
七十年代,既是中国解围的开始,也是“文革”解体的开始。世界性的左翼退潮,已经悄然来临。
大家写回忆,很多人都提到“九一三事件”。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思想的转折点。“九一三事件”就是一九七一年的事。
那些年,我们正好在插队。想起插队,想起老乡,很多人就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但插队并不是核心事件,只是时代洪流的小插曲。

我们那个时代有个特点,也是本书的特点,就是回忆者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甭管来自北京还是外地,大家都是普通人。
北京,干部子弟多,高知子弟多,和外地不一样。这些人,除了“革军”,谁都在劫难逃,家里很惨,本人很惨,毫无高贵可言。你骂别人是“狗崽子”,马上你就成了“狗崽子”。
现在,大家喜欢讲“贵族”,说“我是贵胄,我是少爷,我爷爷伪满将军,我姥爷接受大员”,吹吧。我们那阵儿,哪有什么“贵族”?
“八十年代”以来,有各种叱咤风云的大小名人,一夜成名的大小名人,搁我们那阵儿根本不可能。我们在集子中提名道姓的人,当时都没名。凡是登报上电影的都是政治人物,就那么几个人,家喻户晓。不是政治人物,出名很危险;是政治人物,出名也危险。出名的结果,多半是蹲大狱。但蹲了大狱也不一定出名,悄没声儿的就叫人捏死了。
这个集子中的故事都很平凡。妙就妙在平凡,生活充满荒诞感。作为小人物,谁也没有盼头,谁也没有指望,大家是在“没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故事的主人公都不是名人,起码当时还不是名人。个别人有点名气,那也不过是某一地某一拨儿,靠口碑和手抄本被少数人知道的名人,生存于社会夹缝中的名人,有如裤裆里的虱子。
当时的我们,只是一帮孩子,糊里糊涂的孩子,荷尔蒙过剩、精力过剩,贪吃好色、好勇斗狠、青春躁动、充满幻想。这帮孩子,是被他们并不知道的内忧外患,在一大堆革命口号的鼓动下,满怀豪情,突然抛入社会的底层(当时叫“广阔天地”)。
这本集子有不少照片,照片上的人物,全是孩子(封面上的照片是唐晓峰所摄)。
时代是大时代,人物是小人物。
谁让爹妈生了我们,不早不晚这么寸,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全让我们赶上了,没什么可以吹牛,没什么可以后悔。
小人物经大事变,就是集子中的故事。
我是小人物。

“七十年代”的孩子,后来开了什么花,结了什么果,当然也很重要,现在说起来是“大丰收”,当时不知道。“八十年代”,有人成了学者、作家、艺术家,这家那家,大大小小的腕儿,当时想不到。
李陀说,“七十年代”的伟大意义,起码有一个意义,就是无形中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一个有别于“学院派”还保留着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群体(其实,他们的关怀是各种各样,越来越剑拔弩张)。
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怎么造就的呢?徐冰有深刻体会。他说,愚昧是养料。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社会是土壤,愚昧是肥料。花是这么开出来的,果是这么结出来的。不是无土栽培,不是无粪栽培。
粪土很重要。
我说,我的启蒙是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反而有点糊涂。
启蒙的蒙是什么?蒙是糊涂,蒙是混沌。有土有肥,种子撒下去,不知道会长什么。总之一句话:不开窍。
“文革”前,我们都很糊涂,但“七十年代”,有点明白。当时的我只是刚刚开窍。
现在,大家的思想已经分化,大家的专业已经分化,窍是开了,但我们也失去了很多。
三十多年过去,我最怀念什么?主要是两条:一是无利害交往,二是无利害读书,一帮傻哥们儿,全靠读书、串门、瞎聊,打发苦日子。
朋友,让我知道友谊的珍贵,特别是患难之交。
读书让我明白,世界很大,我们很小。
世界本来就是个坏世界,既不因我们把它想得太好而更好,也不因我们把它想得太坏而更坏。没必要多愁善感,没必要壮怀激烈。
但坏,总要反对,哪怕它存在了几千年,是块谁也搬不动的大石头。
只要我们还活着。
二○○九年七月十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载《读书》杂志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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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待兔轩主人李零

李零狭小的办公室里有个匾，上面写着“待兔轩”三个篆字，是李零自己的手笔。据李零自己说，当年在野外考古的时候，真的等到过兔子自己送上门来，跟成语里那个眼睁睁看到兔子撞上来的汉子一样幸运。当年的野外考古，生活超级艰苦，每日只有粗面加点辣子，吃得嘴里淡出鸟来，一日，李零正在坑里抠土，一个兔子从天而降，一头栽进十几米深的大坑，几条汉子一个多月没闻到荤腥，见着天赐良肉，大喜过望，于是，兔子当天就进了众汉子的肚子。
蹲在那里不动，能待来兔子，是天大的福气，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事例，只有两次，李零就占了其一，而且在多日没沾荤腥的当口，至少从主观感受上，幸福感极强。可以理解，李零为什么把自己的窝，封为待兔轩。现在我们不缺肉了，待兔的意思，应该另有所指，指的什么，不好说，大概是天下掉下来的好事。之所以这样的待，其实是不指望，更不在乎，因为待兔原本就是一种超级不靠谱的事，拿明知道不靠谱的事来说事儿，一方面是拿自己开心，一方面也拿那些好事开心。毕竟，现在是个兔子满天飞的时代，满世界的学者，都在忙于下套，设网拿兔子，拿到一个还要拿第二个，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李零看着四处乱窜的兔子，一动不动，冷眼看着，不时地还偷偷坏笑两声。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按李零的学术，属于国家兔子的赏赐，按道理是该落到他头上的，但是，这年头，兔子抱满怀的人，有术无学者太多，因此让正经学者人对兔子反而看轻了，三十晚上逮个兔子，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
学界传说，考古出身的人，对挖土比对读书更有兴趣，可是李零不，纯粹一个书虫，而且喜欢读野书，野读书，从小就这样，特别喜欢读的是禁书，古今的禁书，都在偷窥扫荡之列，因此，他知道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李零的学术，我没资格评论，用他的话来说，他是研究比较古的古人的，那时候的事儿，比较光辉灿烂。但是，李零尊重古人，却不特别的敬畏，也不像一些现代时髦学者那样，动辄跟古人对话，让古人给自己抬轿子。他只是默默地做，平眼看着自己的研究对象，动手动脚找材料，做出来，就跟别人不一样。冷僻的像方术，不冷的如论语和孙子，都是这样。从小我就喜欢孙子兵法，古今中外研究孙子的书，也看了一些，可是李零的《兵以诈立》一出来，还就是让你震得不行。
只是，李零在课堂上讲他这一套的时候，境遇似乎并不怎么好。据他自己说，讲孙子曾经把北大的学生都讲跑了，只剩下个把留学生，给企业老总讲同样的东西，讲得老总们直抗议。我也把李零请到我们学校来讲过，也是讲孙子，讲着讲着，我偷眼一看，发现真正认真听的，只有我一个。李零讲课不好吗？非也。眼下的中国，讲课像说书的学者不少，口若悬河，一张嘴就能把人侃晕的教授也不少，但讲的玩意，既有内容，又有味道的，真像白乌鸦一样稀少。李零就是这样的白乌鸦。其实平时李零讲话，也是这个风格，有味道，有嚼头，其实也挺幽默，不过他的幽默很冷，当时听了没怎么，过后越想越可乐。
李零最大的短板，在吃上。李零虽说是个上党老西，但对于美食还是情有独钟，口味介于两极之间，不特土，就特洋，西餐嚼得，拨鱼儿喝得。他跟被我们封为最差美食家的唐晓峰混在一起，在搜寻美食方面，每每碰壁，钱花的冤枉倒在其次，嘴巴和肚子总是受委屈。前不久他领着我和他北大的同事辛德勇先生，穿越整个北大，去一家他特别推荐的馆子，到了以后发现居然要排队，趁排队的功夫我进去转了转，闻了闻，觉得就是中等偏下而已，于是强拉他去了另外一家，结果呢，大家都觉得不错，吃得主客尽欢。看来，如果说我有什么比李零强的地方，那就是吃了。只是我比起沈昌文来，还是小巫见大巫，等闲了，我要发出一个倡议，让沈公办一个美食高级培训班，培训一下学界的老饕们，第一批就把李零和唐晓峰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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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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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著作年表

李零先生

李零，一九四八年生，祖籍山西武鄉。北京大學教授。主要從事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獻的研究。

（标★者为专书，其它是文章）
1979a 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79年2期（4月），147－170页〔与李学勤合作〕。
1979b 春秋秦器试探，《考古》1979年6期（11月25日），515－521页。
1979c 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文史》第7辑（12月），23－34页。〕
1980 楚※陵君三器，《文物》1980年8期（8月），29－34页〔与刘雨合作〕。
1981a 银雀山简本《孙子》校读举例，《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4期（11月），229－313页。
1981b “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中原文物》1981年4期（12月20日），26－37页。
1983a 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古文字研究》第8辑（2月），59－62页〔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二等奖〕。
1983b 楚公逆镈，《江汉考古》1983年2期（5月20日），94页。
1983c 《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华书局（5月），共225页〔与刘新光、曹淑琴合编〕。★
1983d 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性质小议，《考古》1983年6期（6月25日），549－553页。
1983e 《孙子》篇题木牍初论，《文史》第17辑（6月），75－85页。
1983f 《史记》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文史》第20辑（9月），15－23页。
1983g 为《说“引”字》释疑，收入《考古与文物丛刊》第2号：《古文字论集》（一）（11月），116－117页。
1983h 《汉简、古文四声韵》：影印原书、校勘记（李零）、出版后记（李零）和通检（与刘新光合作），北京：中华书局（12月），共227页〔与刘新光合作整理〕。★
1984 宋代出土的楚王酓章钟，《江汉考古》1984年1期（2月下旬），88－89页。
1985a 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的唯物史观的原始表述，收入《农村·经济·社会》（知识出版社）第2卷（6月），402－417页。
1985b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7月），共157页〔获北京大学首届青年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986a 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古文字研究》第13辑（6月），353－397页。
1986b 再谈楚公钟，《江汉考古》1986年3期（8月下旬），90－91页。
1987a 现存宋代《孙子》版本的形成及其优劣，《文史集林》第二辑，北京：三秦出版社（1月），190－202页。
1987b 中国古代居民组织的两大类型及其不同来源，《文史》第28辑（3 月），59－75页。
1987c 论秦代阡陌制度的复原及其形成线索，《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1期（3 月），23－39页。
1987d 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1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6月），1－9页。
1987e 中国史学现状的反省，《知识分子》3卷4期（1987年夏季号），115－122页（笔名：吴欣）〔此刊物在美国出版〕。
1987f 楚国铜器类说，《江汉考古》1987年4期（季刊），69－78页。
1988a 《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管子学刊》1988年2期（5月31日），18－24页。
1988b 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九州学刊》3卷1期（7 月），105－136页〔此刊物在香港出版〕。
1988c 楚燕客铜量铭文补释，《江汉考古》1988年4期（季刊），102－103页。
1989a 服丧未尽的余哀，《东方纪事》1989年1期（具体出版日期不详），68－73页（笔名：吴欣）。
1989b 古文字杂识，《古文字研究》第17辑（6月），282－290页。
1989c 释 “利津※”和战国人名中的※与※字，收入《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2月），120－121页。
1990a 齐、燕、邾、滕陶文的分类与题铭格式，《管子学刊》1990年1期（2月28日），82－87，转96页。
1990b 读《孙子》札记，收入《孙子新探》，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月），189－206页。
1990c 文王称王、昭王伐楚及其它，收入《华夏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集（2月），406－420页。
1990d 释 “中人”，《文史》第33辑（10月），96页。
1990e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文译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1月），共559页〔与郭小惠、李晓晨和张进京合译〕。★
1990f 楚帛书目验记，《文物天地》1990年6期（双月刊），29－30页。
1990g “The formulaic structure of Chu divinatory bamboo slips,” translated by William G. Boltz, Early China, no.15, pp.71-86.
1991a 楚国族源、世系的文字学证明，《文物》1991年2期（2月），47－54页，转90页。
1991b 楚帛书与“式图”，《江汉考古》1991年1期（季刊），59－62页〔即下1991i的中文稿〕。
1991c 《孙子兵法》译注和《司马法》译注，收入《兵家宝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4月），1－95和229－314页。★
1991d 《商君书》中的土地人口政策与爵制，《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北京：中华书局（6月），23－30页。
1991e “式” 与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国文化》第4期（8月），1－30页。
1991f 马王堆帛书“神祇图”应属辟兵图，《考古》1991年10期（10月25日），940－942页。
1991g 《孙子兵法》注译（收入《古代名著选译丛书》），巴蜀书社（10月），共126页〔此书被编者和审阅者修改，面目全非〕。★
1991h 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文译本（收入《桂冠丛刊》），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1月），共490页〔与郭小惠、李晓晨和张进京合译，此书印刷错误极多，惨不忍睹〕。★
1991i “Discussion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and 'Shi-tu',” translated by Jenny F. So, New perspectives on Chu culture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Period, edited by Thomas Law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 pp.178-183.
1991j "On the typology of Chu bronze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Beitrage zur 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archaologie, band 11, Verlag Phlipp von Zabern, Mainz am Rhein, pp.57-111, Tafel.1-11.
1992a 跋石板村“式图”镜，《文物天地》1992年1期（双月刊），31－34页。
1992b “车马”与“大车”，《考古与文物》1992年2期（3月20日），72－74，转106页。
1992c 读《孙子》札记（续），收入《〈孙子〉新论集粹》，北京：长征出版社（3月），42－48页。
1992d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辞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3-4月），卷1：楚（109－110页）、韩（295页）；卷2：七雄（759－760页）、齐（761－762页）、秦（783页）、孙膑兵法（1059－1060页）、孙子兵法（1066－1068页）卷3：魏（1208页）、吴子（1240页）、燕（1356－1357页）、赵（1515 页）。
1992e 读《孙子》札记，《孙子学刊》1992年2期（5月20日），68－70页。
1992f 湖北荆门“兵避太岁”戈，《文物天地》1992年3期（双月刊），22－24页。
1992g 马王堆房中书研究，《文史》第35辑（6月），21－47页。
1992h 孙子兵法译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6月），共88页〔即上1991d的单行本〕。★
1992i 司马法译注，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6月），共78页〔即上1991d的单行本〕。★
1992j 《中国兵书名着今译》的出版说明和兵阴阳类的说明，以及《孙子兵法》、《司马法》和《地典》的白话今译，收入李零主编《中国兵书名着今译》，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7月），书前1－2页，2－34，277－280页。
1992k 西周金文中的土地制度，《学人》第2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7月），224－256页。
1992l 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古文字研究》第19辑（8 月），136－178页。
1992m 简牍帛书研究，收入《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8月），108－117页。
1992n 读《孙子》札记再续，收入《孙子探胜》，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8月以后），171－175页。
1992o 尸体防腐、冶金和炼丹，《文物天地》1992年4期（双月刊），17－20页。
1992p 回到孙子（译自哈特为格利菲斯《孙子兵法》英译本所写的前言），《孙子学刊》1992年4期（11月20日），12－13页。
1992q 纸上谈兵，《读书》1992年11期（月刊），143－151页。
1992r 齐国兵学甲天下，《中华文史论丛》第50辑（12月），193－212页。
1992s 苏埠屯的“亚齐”铜器，《文物天地》1992年6期（双月刊），42－45页。
1992t “Contents and terminology of the Mawangdui Texts on the art of the bedchamber,” translated, edited and revised by Keith MicMahon, Early China, no.17, pp.145-185.
1993a 侠与武士遗风，《读书》1993年1期（月刊），17－23页。
1993b 《商周金文录遗》著录表，收入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北京：中华书局（7月），书后1－20页。
1993c 最后的电话，收入《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7月），286页。
1993d 文字破译方法的历史思考，《学人》第4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7 月），453－464页。
1993e 道家与帛书，《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8月），386－394页。
1993f 包山楚简研究（占卜类），《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9月），425－448页。
1993g 《中国方术考》，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2月），共511页，图版7幅，插图90幅。★
1993h 化子瑚与淅川楚墓，《文物天地》1993年6期（双月刊），29－31页。
1993i 《中国方术概观》的编者序言及该书房中卷的部分内容〔此卷是与松村合编〕，收入李零、刘乐贤主编的《中国方术概观》，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2月），共10 种13册，142－149页。★
1994a 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学人》第5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月），115－150页。
1994b “徒劳”的悲壮，《读书》1994年3期（月刊），68－75页。
1994d 高罗佩与马王堆房中书，收入《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集》，长沙：湖南出版社（5月），142－149页。
1994e 楚帛书的再认识，《中国文化》第10期（8月），42－62页。
1994f 包山楚简研究（文书类），收入《王玉哲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0月），88－107页。
1994g 说 “黄老”，《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1月），142－157页。
1995a 汉字与音乐、舞蹈，收入《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月），149－155页（154页，左栏第29－30行，有编辑妄加的词句，插图也是编辑所配）。
1995b 《周本纪》注译、《秦本纪》注译、《楚世家》注、《司马穰苴列传》注译、《孙子吴起列传》注译，收入《全注全译史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3月），87－136页，137－175页，1549－1579页，2055－2059页，2061－2072页。
1995c 战国秦汉方士流派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2期（双月刊），34－48页。
1995f 《孙子古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7月），共327页。★
1995g 汉奸发生学，《读书》 1995年10期（月刊），87－93页。
1995h 楚鼎图说，《文物天地》1995年6期（双月刊），31－36页。
1995i 古文字杂识（五则），《国学研究》第三辑（12月），267-274页。
1996a 我们还有没有自己的节（与汪晖、赵世瑜座谈），《三联生活》1996年3期（2月15日），40－41页。
1996b 再论淅川下寺楚墓——读《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1期（1月），47－60页。
1996c 当代封神榜，《读书》 1996年5期（月刊），107－114页。
1996d 《放虎归山》，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8月），共217页。★
1996e 读银雀山汉简《三十时》，《简牍研究》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9 月），194－209页。
1996f 古文字杂识（两篇），收入《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9月），270－274页。
1996g 说校园政治，《三联生活周刊》总第17期（6月15日），18－19页。
1996h 道家与中国古代的“现代化”，《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8 月），71－85页。
1996i 说匮，《文物天地》1996年5期（双月刊），14页。
1996j 西周金文中的职官系统，收入《尽思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1月），202－214页。
1996k 王勃、陈子昂感慨过的问题，《读书》1996年11期（月刊），127－132页。
1996l 说考古“围城”，《读书》1996年12期（月刊），3－10页。
1996m 楚景平王与古多字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 年6期（双月刊），23－27页。
1996n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aiyi 太一(Grand One) worship,” translated by Donald J. Harper, Early Medieval China, no.2 （1995-96）, pp.1-39.
1997a 利玛窦与“三怪兽”，《读书》1997年1期（月刊），55－61页。
1997b 卜、赌同源，《读书》1997年2期（月刊），128－133页。
1997c 药毒一家，《读书》 1997年3期（月刊），77－84页。
1997d 《吴孙子发微》，北京：中华书局（6月），共245页。★
1997e 老李子和老莱子，《中国哲学史》1997年2期（7月5日），41－44转55页。
1997f 中国古代地理的大视野，《九州岛》第1册，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7月），5－18页。
1997g 罗泰《有关西周晚期礼制改革及庄白微氏青铜器年代的新假设：从世系铭文说起》，李零译，收入臧振华编《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7月），下册，651－676页。
1997h 古文字杂识（二则），收入张光裕等编《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问学社有限公司（10月），757－762页。
1997i 东汉魏晋南北朝房中经典流派考，《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1997年合刊号，12月），141－158页。
1997j 跳出《周易》看《周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6期（双月刊），22－28页。
1997k 大音希声，善言不辩，《读书》1997年12期（月刊），3－9页。
1998a 《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月），共318页。★
1998b 五石考，《学人》，第13辑（3月），397－404页。
1998c 《孙子兵法》——古今中外及其它，收入杨承运、林建初编《智慧的感悟》，北京：华夏出版社（4月），106－127页。
1998d “太一”崇拜的考古研究，收入北京大学传统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月），598－614页。
1998e 琉璃阁铜壶上的神物图像，《文物天地》1998年4期（双月刊），20－24页。
1998f 《新编全本〈季木藏陶〉》：分类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0月），共388页。★
1998g “南龟北骨”说的再认识，收入《远望集》，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2月），338－345页。
1998h 读几种出土发现的选择类古书，《简帛研究》第三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2月），96－104页。
1999a 读九店楚简，《考古学报》1999年2期（4月），141－152页。
1999b “三一”考，《哲学与文化月刊》，第26卷第4期（4月），359－367页〔这是台湾辅仁大学的杂志〕。
1999c 从“五族共和”想起的，《寻根》1999年3期（6月20日），44－46页。
1999d 《琉璃阁铜壶上的神物图像》补遗，《文物天地》1999年3期（双月刊），31－33页。
1999e “关公战秦琼”的可行性研究，《读书》1999年7期（月刊），49－57页。
1999f 读郭店楚简《太一生水》，《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北京：三联书店（8月），316－331页。
1999g 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8月），455－542页。
1999h 读《楚系简帛文字编》，《出土文献研究》第5集，北京：科学出版社（8月），139－162页。
1999i 访李零先生（焦婉采访），《寻根》1999年5期（10月20日），26页。
1999j 古代地图的方向，《九州岛》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1月），10－20页。
1999k 秦骃祷病玉版的研究，《国学研究》第六卷（11月），525－548页。
1999l 九九陈愿，《读书》 1999年12期（月刊），63－64页。
1999m 从占卜方法的数字化看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1，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2月），42－56页。
1999n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文字和动物图案，《文物天地》1999年6期（双月刊），26－30页。
1999o “Translation of the Chu Silk Manuscript,” included in Defining Ch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 171-176.
2000a 入山与出塞，《文物》 2000年2期（2月），87－95页。
2000b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补正，《古文字研究》第20辑（3月），154－178页。
2000c 学术科索沃，《中国学术》第2辑（4月），202－216页。
2000d 郭店楚简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美国达慕斯学院郭店楚简学术讨论会感想，收入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5月），47－52页。
2000e 书不是白菜，《万象》第二卷第5期（5月），151-154页。
2000f 王莽虎符石匮调查记，《文物天地》2000年4期（双月刊），25－27页。
2000g 《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10月），共544页。★
2000h 《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10月），共479页。★
2001a 绝地天通——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跨文化对话》5，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月），100－110页。
2001a 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1月），62-134页。
2001d 从简帛发现看古书的体例和分类，《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1期（季刊），25-34页。
2001 中国宗教传统“阴阳大裂变”——李零先生访谈录（林鹄、李二民、汪锋采访），《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1年3月1日第13版。
2001f 上博楚简校读记——《子羔篇》“孔子诗论”部分，《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4辑（4月），1-31页。
2001c 「三闾大夫」考，日本《中国文学报》第六十二册（平成十三年四月），1-28页。
2001b “三闾大夫”考，《文史》2001年第1辑（6月），11-23页。
2001 我们怎样才能真正走近鲁迅（赵晋华采访李零等），《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26日，时代文学9。
2001e 我心中的张光直教授，《读书》2001年11期（月刊），49-58页。
2002a 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1期（双月刊），8-15页。
2002b 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二）：《缁衣》，上海大学古代文明中心等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3月），408-416页。
2002c 千里马的价钱买了一批驴，《文汇报》2002年3月12日，第12版。
2002e 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3月），共244页。★
2002f 《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3月），共179页。★
2002d 志气和规矩，《书城》2002年3期（月刊），49-50页。
2002g 《上博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释文校订，《中国哲学》第24辑：《经学今诠三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4月），182-196页。
2002h 绝地天通——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法国汉学》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4月），565-580页。
2002i 重见“七十子”，《读书》2002年4期（月刊），37-42页。
2002j 写在前面的话，《四海为家》，北京：三联书店（5月），卷首1－3页。
2002k 我心中的张光直教授，收入《四海为家》（5月），北京：三联书店，73-87页。
2002l 基德炜《我和张政烺先生的五次会面》的中译文，《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25－26页。
2002m 长台关楚简《申徒狄》研究，收入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309-321页。
2002n “The lion in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Ex/Change, translated by Ronald Egan, issue no.4, May 2002.
2002o 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三）：《性情》，《国学研究》第九卷（6月），35-45页。
2002p 重读史墙盘，收入《吉金铸国史》，北京：文物出版社（6月），42－57页。
2002q 介绍一件有铭的晋侯铜人，收入《晋侯墓地出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7月），411－420页〔与苏芳淑合作〕。
2002r 我的考古梦，《书城》2002年8期（月刊），55－58页。
2002s 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和“成功秘诀”，《读书》2002年8期（月刊），19－26页。
2002t 民主支持下的战争，《读书》2002年9期（月刊），23－31页。
2002u 论 ※公盨发现的意义，收入《※公盨》，线装书局（10月），65－81页。
2002v 走不出的“英雄时代”，《读书》2002年10期（月刊），25－34页。
2002w 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考古与文物》2002年6期（双月刊），51－60页。
2002x 论 ※公盨发现的意义，收入《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6期（双月刊），35－45页。
2002y 《容城氏》，《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247－293页。
2002z 再读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收入《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8月），59－62页。
2003a 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读书》2003年1期（月刊），63－70页。
2003b 寻找回来的世界，《书城》2003年2期（月刊），52－55页。
2003c 我读《史记》，《新东方》2003年第3期（3月5日），39－41页。
2003d 三种不同含义的书，《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1期（季刊），4－14页。
2003e 简帛的埋藏与发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2期（季刊），4－11页。
2003f 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双月刊），16－27
页。
2003g 读网有感——学校不是养鸡场，《书城》2003年第7期（月刊），37－41页。
2003h 我读《观堂集林》，《书城》2003年第8期（月刊），61－64页。
2003i 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8月），188－213页。
2003j 众议疑古思潮——“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学术研讨会纪要：李零先生发言，收入洛阳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主编《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北京：中国书店、京华出版社（8月），318－322页。
2003k 前提最需要讨论，《读书》2003年第9期（月刊），28－32页。
2003l 简帛的形制与使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3期（季刊），4－11页。
2003m 尹湾汉简《神乌赋》校读记，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0月），517－522页。
2003n 《恒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285－299页。
2003o 《彭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301－308页。
2003p 简帛古书的整理与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季刊），4－12页。
2003q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a Renewed Understanding of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Books,” Doubting of the “doubting of Antiquity”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Winter 2002-3/ Vol. 34, No. 2), 2003 M. E., Sharpe, Inc, pp. 19-25.
2004a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4月），445页。★
2004b 《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6月），共387页。★
2004c 一个考古读者的希望，《读书》2004年6期（月刊），152－159页。
2004d 怎样读《论语》，《三联书情》，第三期（7月），20－21页。
2004e 为什么说曹刿和曹沫是同一人，《读书》2004年9期（月刊），129－134页。
2004f 读书偶记——天下脏话是一家，《万象》第六卷：第九期（9月），32－42页。
2004g 花间一壶酒，《书城》 2004年10期（月刊），52－55页。
2004h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上），《读书》2004年11期（月刊），9－17页。
2004i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下），《读书》2004年12期（月刊），55－64页。
2004j 读《周原甲骨文》，《古代文明》，第3卷（12月），220－256页。
2004k 说云纹瓦当，《上海文博》2004年4期（12月28日），63－68页。
2004l 曹沫之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239－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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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a 战争启示录，《书城》2005年1、2期合刊（月刊），34－41页。
2005b 天不生蔡伦，《万象》第七卷第三期（3月），126－143页。
2005c 禹步探原，《书城》 2005年3期（月刊），55－58页。
2005d 《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4月），共107页。★
2005e 《花间一壶酒》，北京：同心出版社（6月），共355页。★
2005f 滹沱考，《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6月），345－347页。
2005g 关于《花间一壶酒》的访谈（陈远采访），《新京报》2005年7月14 日，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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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d 《〈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4月），共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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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a 中国古代房内考，〔荷兰〕高罗佩着，李零、郭晓惠、李晓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月），共439页。★
2007b 汾阴后土祠的调查研究，《九州》第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3 月），1－107页。
2007c 从简帛古书看古书的经典化，《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3月），50－68页。
2007d 丧家狗——我读《论语》，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5月），共390页，又附录，共120页。★
2007e 有话好好说，别一提孔子就急——跟立华谈心，《南方周末》2007年6 月14日，D30阅读。
2007f 印山大墓与维京船葬，《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3期（双月刊），55－62页。
2007g 铄古铸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北京：三联书店（8月），共143页。★
2007h 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月），共304页。★
2007i 上博楚简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月），共167页。★
2007j 孙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9月），共109页。★
2007k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中国文库》版（哲学社会科学类），北京：三联书店（9月），共498页。★
2008a 放虎归山（增订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月），共238页。★
2008b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1月），共498页。★
2008c 李零答谢辞，《南方周末》2008年2月14日年度致敬文化原创榜11：年度图书。
2008d 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整理说明，收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北京：中华书局（4月），又《书品》2009年第三辑（5月20日），24－27页。
2008e 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北京：三联书店（3月），共302 页。又香港：三联书店版（6月），共355页。★
2008f 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北京：三联书店（3月），共275页。又香港：三联书店版（6月），共333页。★
2008g 大黑天，《天涯》2008年4期（7月1日），144－147页。
2008h 读《动物农场》（一），《读书》2008年7期（月刊），109－122 页。
2008i 读《动物农场》（二），《读书》2008年8期（月刊），123－136 页。
2008j 读《动物农场》（三），《读书》2008年9期（月刊），69—83页。
2008k 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收入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2008,230-254页。又《今天》2008年3期（秋季号），64－83页；《书城》2008年12月号，17－28页；。
2008l 丧家狗——我读《论语》（精装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0月），共524页，又附录。★
2008m 说冰鉴——中国古代的冰箱，《中国文物报》，2008年10月15日，第5版。
2008n 和三联一起过生日，《我与三联》，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11月），92－95页。
2008o 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文物》2008年12 期，73－80页。
2008p 再说滹沱，《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4期（12月20日），25－33页。
2009a 《說清華楚簡〈保訓〉篇的“中”字》，《中國文物報》2009年5月20日7版。
2009b 《孙子译注》，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中华书局，2009年8月。
2009c 《讀清華簡〈保訓〉釋文》，《中國文物報》2009年8月21日。
2009d 《何枝可依》，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11月）。★
2010a 《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我们的经典”书系，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1月。★
FROM：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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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解读《孙子》的斗争哲学

对于《孙子兵法》，北京大学教授李零研究的时间长，成果多，全面超越了前人。《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是李零“我们的经典”系列的第三部。 《孙子》是一部两千年前的经典，并不好读。为了读通原文，需要有古文献、古文字的基本功；书中涉及古代文化的许多内容，需要援引考古、数术、方技、军事史等相关学科的新成果。作者李零恰好具有这样的学术准备，能够把这些问题都说清楚、说明白。
作者不纠缠于过细的知识点，抓住《孙子》书中的主线，每一篇基本在一万字左右，可以一气读完。该书延续了作者一贯的语言风格，三言两语将要点说透，避免长篇大论。全书读下来有高度浓缩的感觉，是一部学术普及的佳作。
作者还对以一些具体问题做了新的探讨。在“自序”中罗列了十三则，比如什么是“兵”，论林彪战术与“势”的关系，论地图的重要性，辨“反间”的两种不同含义等，这是新知。
本书简体字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9年底出版，繁体字版由香港中文大学于2010年初推出。

2010年1月10日三联书店《唯一的规则》新书发布会

李零先生在《唯一的规则》新书发布会上发言

李零先生为读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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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放虎归山》

Author 李零
Publisher 山西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03059639
Edition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Number of Pages 238
List Price 25
Dimension 1/16 787*1092

1996年8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初版，收入《书趣文丛》第4辑，收文25篇。新版删6篇序跋、一篇《吃苍蝇》，加入近作10篇，共收文28篇，
所有文章分为七组。“在启蒙的光环下”，主要是评述80年代以《河殇》为高潮的启蒙思潮。“大树飘零”，是写人，朱德熙、陈建敏和零公的父亲。“屠宰时光”，就是killtime，是零公在美国的感想。“临终关怀”，是讲校园和知识分子。“纸上谈兵”谈军事，“闭门造车”谈男女，是零公的保留节目。最后一组是“近作十篇”
鄙人以为，零公此书，以《汉奸发生学》和《传统为什么这样红》两篇最为耐读，值得郑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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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20年目睹之怪现状
李零
　　
　　（一）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我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大家身边非常热闹的问题。
　　前一阵儿有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红心鸭蛋”事件。鸭蛋为什么这样红？事情比较简单，质监局一查就查出来了，鸭蛋里面放了苏丹红。但我们要谈的事可不一样，后边的背景很复杂。
　　台湾有家报纸，登过篇文章，题目是《孔子为什么这样红》。它是学我们的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雷振邦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孔子为什么这样红？这是个敏感问题。不了解前因后果，不能理解它。比如，于丹为什么这样红？知识分子的眼睛为什么这样红？不管是高兴的红，生气的红，嫉妒的红——电视广告词：酸不溜丢的山里红。
　　现在，《论语》走进千家万户，民工发，监狱学，领导高兴，群众欢喜，知识分子不能太孤立，自绝于领导和群众。
　　有人说，孔子死了，2500年才出了个于丹，太可爱，太可爱；就她把孔子讲透了，讲活了，了不起，了不起。这是捧。
　　有人说，此人活像一说书的，讲的全是心灵鸡汤，心得是她的心得，跟《论语》有什么关系？夫子之道，全让她糟蹋了，我们得保卫孔子，保卫他的道。这是骂。
　　还有人，深得中庸之道，说人民群众读《论语》，传统文化被发扬，毕竟是好事，我支持你，但《论语》也分雅《论语》和俗《论语》，人民群众归你管，知识分子的地盘你休想进。我们知识分子讲《论语》，那是另一番天地，我才不带你玩儿。
　　这三种反应，和我无关。
　　不错，我是知识分子，但最不乐意戴这顶帽子。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填表，我是群众（群众是集合概念，其实应叫群众分子，和知识分子一样）。群众有什么了不起？人多势众，未必真理在握。我还是群众一分子呢。一分子就是一分子，他们代表不了我，我也代表不了他们。
　　一本书，一人读，想不到闹出这么大动静。我读《论语》，就是我读《论语》，自己写点读书笔记，讲点个人想法，谁也不代表，犯不着绑上一堆人说事。
　　现在，举国若狂，复古一边倒，不正常。我的声音太小，但我要大声说给你们听，请大家认真想一想，传统为什么这样红。
　　
　　（二）什么是传统？
　　“传统”这个词儿，现在地位很高，高得吓人，除了过去的“革命”，啥都比不了，谁敢说个不字？
　　大家记住了，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神话，将来肯定是笑话。
　　传统是什么？不就是过去，好的坏的，一锅乱炖，跟现在没什么两样，用不着拔高，用不着贬低。《兰亭序》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儿子看我，和我看我爸爸，道理差不多。祖宗留下的东西，什么没有？你别以为，大浪淘沙，剩下的全是金子。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杨伯峻说，“道”是正面的东西，爸爸的合理部分。但父母留下来的东西，合理的，三年不许改，三年以后就可以改了吗？难道我们要改的，不是爸爸不合理的部分，反而是他的合理部分吗？
　　我的看法，祖宗留下的宝贝，最大一件宝贝，是中国人。古今中外，一切遗产，都是为我所用。人吃饭，人是主体。不管什么饭，总是被人吃。饭不能分体用。“中餐为体，西餐为用”，那不是笑话？但我们自己，也有毛病，甚至是浑身的毛病。《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好坏都不能拒绝。比如我爸爸的礼物是震颤，我妈妈的礼物是过敏。遗传病，年轻没事，年纪大了才暴露。可见就是体，也是好坏参半。
　　传统，谁都有。比如美国，立国不过200年，家家藏枪，就是传统，所以老有校园枪击案。当然了，溜门撬锁的也要小心，私闯民宅，人家会开枪。
　　孩子是自己的好，但别人的孩子未必比你差。你排斥人家，人家不排斥你，吃亏的是自己。西方人，开口闭口，言必称国际，你的我的，都是他的。国际二字，背后有霸道，但他们四海为家，气魄比我们大。
　　
　　（三）西化有什么可怕。
　　全盘西化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大家最爱争。我讲全盘西化，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不管好不好，爱不爱，这是大局已定的事情。你只要睁眼看一看，周围的一切，几乎全是西方文化，哪怕是国产自己造。
　　我们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历史上，我们特别能化人。古书上讲的“柔远能迩”、“远人来服”、“归义”、“归化”，都是讲这类事。就连最不济的宋以来，汉族两次被异族统治，我们还是把他们给化了。还有，抗战时，我们讲四大发明，国人称为文化馈赠，很自豪。但结果怎么样？人家学了，却拿船坚炮利来还礼，我们又学他们。
　　可见，老师和学生是换着当。
　　中国人的心态很简单，我化别人，我爱听；别人化我，绝不行。近代中国，明明已经被人化了，有人还在幻想，说蒙元怎么样，满清怎么样，那么大的块头儿，不也叫咱们汉族给化了？多少年后，还会大翻盘。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文怀沙说，王鲁湘，你的唐装是满服，我穿和服，才是唐装，日本把中国灭了，没关系，结果是，中国多了个日本族，第57个少数民族（这话，不仅中国人听了生气，日本人听了也生气）。
　　现在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你给我化化看，别做梦了。想不到这种明摆着的事，照样有人犯糊涂。
　　谁化谁，表面是争谁的文化更优越，其实是争支配权。我占有这个势，怎么化都行，什么你的我的，全都是我的。没有，才分彼此，才争高下。想不通的事，换位思考，道理很简单。
　　中国近代史是部挨打的历史。中国人挨打，中国文化也挨打，打得失魂落魄。一是揍出一个国学来，我叫“国将不国之学”。二是剩下一堆国粹，其实是全盘西化还来不及化，或化而不动，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好像熬药，药被人喝了，留在砂锅里的，全是药渣。原汁原味，本来是药，没有药，只好拿药渣说事。所谓国粹，其实很多是国渣。前一阵儿，各地申遗，什么都申，很多就是这类东西。其实不少是这两年刚造出来的东西。
　　还有一样，令人自豪，则是我们的国宝。这是真正的宝贝，西化化不动的东西，只能毁而不能造。造出来的都不是国宝。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辉煌，当然很自豪。古迹、古物和古书，尽管使劲糟蹋，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物质文化遗产，实实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虚虚假假。
　　古董，很多本来也是普通玩意儿，日用的东西，家家都有。毁的毁，弃的弃，最后剩下来，全是宝贝。保古和西化，如影随形。西化的破坏，反而抬高了古董的身价。
　　文物，摆进博物馆的展柜，都是稀罕玩意儿，无所谓精华糟粕。糟粕精华，只有进入现代生活的东西，还在使用的东西，才有这类问题。我们把古董摆进展柜，但不必把自个儿也摆进去。
　　
　　（四）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
　　前一阵儿，国学网选国学大师。尹小林问我，哪些人算国学大师。我跟他说，举国若狂谈国学，大师不大师，暂且搁一边儿，咱们先得问一下，什么叫国学？
　　国学是个混乱概念。
　　什么叫国学？研究中国的学问就叫国学吗？不是。第一，没有西学，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郑玄不是国学家，戴震也不是。第二，人家外国有汉学，同样研究中国。比如20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很牛。汉学不能叫国学。他们从周边国家讲中国边疆，从中国边疆讲中国内陆，比世界眼光谁大，比精通语言谁多，我们的大师（如陈寅恪），毫无优势可言。当时，五大发现，全和外国人有染，真让国人气短。陈寅恪、傅斯年，他们到外国干什么？就是出去偷艺。他们心里，全都憋着口气：人家看不起，暂时不说话，三十年后，再与他们争胜。
　　我的看法，国学虽刻意区别于西学，但实质上是“国将不国之学”。它跟西学争胜，越争气越短。新学，就连国学家也学，即使最最保守者也学——明着不学偷着学。大家要找原汁原味，几乎没有，其实都是不中不西之学，不新不旧之学。所谓大师也很简单，全是推倒重来，白手起家，创建各门新学术的人。
　　现在，一般人的印象，读古书就是国学。比如章太炎、黄侃，杨树达、余嘉锡，还有钱穆，这样的人才算国学大师。如果这才叫国学大师，很多人都不能算，国学的阵容很可怜。
　　我的意见，近代学术，有些太新，不算国学，最好归入西学；有些太旧，也不算，最好归入清代学术。比如考古学（archaeology），就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宋人讲的考古学；还有历史比较语言学（philology），也是地地道道的外国学问，绝不是清代的小学和考据学。李济、夏鼐，不算国学家；李方桂、赵元任，也不算国学家。
　　大家说的国学，很多都是不新不旧之学，什么算，什么不算？标准很难定。如所谓罗（振玉）、王（国维）之学，材料是五大发现，全是新材料，他们和法国、日本的学者有不少交流，眼界也很新，这种学问，大家叫国学。但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算不算，好像不算（地理系，现在归理科）。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算不算，让哲学系一讲，当然算，特别是近代尊孔的名人，更是绝对没跑，肯定都是国学大师，就连释道二藏也算是国学。
　　大家都知道，史语所的“史”，是用考古学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语”是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改造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这样的学问，都是不新不旧。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也是不新不旧，有些还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学。
　　现在，最奇怪的是，连季羡林都成了国学大师。人家自己都说不是，好事之徒，还要把这顶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这也反映了国学概念的混乱。
　　
　　（五）国粹多是国渣。
　　国粹是个可笑的概念。
　　中国古代，两河文明，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要发达一点。从前的中国，头在北方，屁股在南方。近代，情况反过来，“鬼子”从海上来，现代化从东南往西北推，屁股变成头。最先进的跟最落后的凑一块儿，反而成了欢喜冤家。西化越凶，才越讲国粹。
　　古人说，楚地多巫风，江南多淫祀。明清时期的闽越还是如此，拜拜的风气最浓。我们的同胞，漂洋过海，把这些文化带到香港，带到台湾，带到海外的唐人街，在很多外国人看来，最中国。他们成了中国的窗口。唐人街，舞狮子，舞狮子是汉代传入的外来艺术。港台好武侠，武侠是人文幻想加义和团，专打外国人。好多人说，礼失求诸野，求出来的礼，很多都是这类东西。
　　中国的国粹是什么？很可怜。全是西化剩下来的东西，有些城里化了，乡下没化，沿海化了，内地没化。中医中药，国剧（京剧）国术（武术），还有中国菜，数来数去没几样。
　　我们，身上穿的，屋里用的，衣食住行，一切拿眼睛能瞅见的，几乎全是洋的。我们的词汇，留下了一堆“洋”：点灯用洋油，烧饭用洋火（或洋曲灯），穿衣用洋布，就连梳头洗脸，也是洋瓷脸盆洋胰子。
　　衣，中国传统，特重发式和衣冠，披发束发，左衽右衽，所以别蛮夷。满人入关，为争这口气，死了很多人。衣服的进化，全世界差不多。早期，裁剪技术不高，全是拿片布，往身上一裹；第二步，才宽袍大袖。紧身衣，类似运动装的衣服，往往和军事、体育有关，特别是骑马，我们叫胡服。所谓深衣、汉衣冠，早就没了。真国粹，有，农民穿的土布衫、免裆裤，大家不爱穿。
　　食，我们以为特国粹。其实，打新石器时代就粹不起来。烹调方法不说，材料是五花八门。五谷之中，只有小米、糜子是北方原产，水稻是南方原产。历史上，多少动植物，都是引进。比如各种瓜，除了香瓜，多半都是外来。现在的东半球，据说1/4的食物，全是来自西半球。比如辣椒从哪来？烟草从哪儿来？西红柿从哪儿来？红薯从哪儿来？都是来自美洲。没有辣椒，还有什么川菜？
　　住，古城，秦始皇铭功刻石，自诩堕坏六国城郭，我们比他还厉害，拆；城里的胡同四合院，拆；这些年，农村的老房子，也都扒了。我回老家，就连北方的土炕（从新石器时代就使用）也都扒了，年轻人要睡席梦思。
　　行，也是汽车、轮船、飞机的天下。就连自行车，也是外来，我们老家叫洋车子。
　　祖宗留下的，还有什么？我是说，生活层面的东西。抓耳挠腮，大家想到了语言。中国文学，总得用中国话写中国人，汪增祺如是说。但就连这事，也要打折扣。研究外来语的都知道，我们的汉语，很不国粹，哲学术语、科学术语、军阶官衔、制度名称，几乎全是外来语（很多都是日本传来的假汉语），甚至语法也大受影响。
　　唉，就连最最国粹的汉字，也被简化了。港台的同胞想不开。
　　
　　（六）国宝要保不要造。
　　中国历史太悠久，地上地下宝贝多。古人说，地不爱宝，稍一动土，就有发现。
　　古迹古物，和我们的万里河山分不开。保护自然生态，保护文化生态，是我们肩上的重任。
　　我们的地面遗迹，长城、大运河，很宏伟。长城断断续续，运河断断续续，保护起来最费劲。后者的现状非常惨，我亲眼目睹，不是排污渠道，就是垃圾坑。利用南水北调，古的变新的，不像话；不利用南水北调，又没有钱。
　　中国的考古发掘，年年大丰收，但盗掘也十分猖獗。
　　传世品和出土品，书画、陶瓷、青铜器，博物馆的收藏很丰富。近两年，全国都在盖新馆。但很多文物流入私人手中，流入海外市场。
　　地面遗迹，《封禅书》、《郊祀志》、《水经注》等书所载，如甘泉宫、后土祠、八主祠等等，都是了不起的古代遗迹。岳镇渎海的庙，也有存留。古建，山西最多，主要是元大德癸卯年地震后的劫后余存。
　　这些都是真古物、真古迹，一定要保。
　　假古迹，也不少，用《红楼梦》上的话说，很多都是“从敬爱上穿凿出来的”东西。比如陕西的黄帝陵，湖南的炎帝陵和舜庙，河南的二帝陵和太昊陵，山东的少昊陵，绍兴的大禹陵，江苏的泰伯祠，还有各地的关庙，等等。这些古迹，历代翻修，本身也是古迹。但各地公祭，烧香磕头，十分滑稽。不仅如此，为了寻根问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各地还拆了不少真古迹，造了不少假古迹，十分荒诞的假古迹。保护真的没钱，造假倒有钱。
　　现在的中国，文物古迹大破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能怪五四，不能赖文革。中国的地方官、旅游部门、施工单位，考古文博单位，都有责任。
　　中国的干部队伍，底色是农民。文物古迹被破坏，主要是管不住农民和地方官。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把博物馆交农民办，会办成什么样。肯定不是女尸，就是长着五条腿的驴。
　　中国传统再伟大，也不能靠毁真造假来发扬。推而广之，就是古代思想，也是同样的问题。真孔子，没人爱。大家更爱假孔子。
　　
　　（七）五四运动，光芒万丈。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的只是店，不是孔子。孔子安然，孔子无恙。当时的非圣疑古，表面上是传统中断，其实是传统重建。它对中国新学术，有不可估量的贡献。不仅西方科学的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军事学，是全面占领。人文学术，也革旧鼎新。从旧经史之学到新史学，从旧子学到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从旧集部之学到新文学，革新是全面的。
　　中国的新学术，不光是靠点滴积累，一砖一瓦往起垒，更重要的，是文化立场的突破。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前辈，感谢鲁迅，也感谢胡适。五四的遗产是多方面。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很多问题，要全面总结。
　　五四有两个遗产，和胡适有关。
　　第一，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运动。这个运动，很多人都认为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标志。它和胡适的影响直接有关。胡适和顾颉刚，都很重视崔东壁，美国的Arthur W. Hummel也很重视。顾颉刚对崔东壁很佩服，但明确指出，他和崔氏不一样。崔东壁尊孔卫道，他不是。正因为不是，所以顾先生才敢怀疑圣人，怀疑孔子时代的圣人（尧、舜、禹）。这是了不起的突破。虽然，在方法上，顾先生沿袭了崔氏的方法，没有反省这类方法的不足，在古书体例的研究上没有突破。其实，宋以来的辨伪学，辨伪考实乃禁书之策，考据是为了保卫孔子的道，并不是纯粹的方法，里面也有意识形态。《古史辨》留下的问题，今天也还是问题。傅斯年、蒙文通、徐旭生，他们的族团说，都破顾说，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断，即使今天，也还在争（如关于断代工程的争论），可见影响多么大。
　　第二，是中国哲学史的建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舍上古圣人不谈，直接讲诸子，直接讲老、孔，当时人以为学问不足，但他的路是对的。这书是真正的开山之作。胡适之后，冯友兰是大家，书比他多也比他厚。胡不讲六家，冯讲；胡否认王官，冯加限制而肯定；胡以老在孔前，冯以老在孔后。这些分歧，现在也还是争论的话题。一般认为，这门学问，冯氏才是真泰斗。我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胡适的考证诚多可商，但文化立场，占位却比冯氏高。第一，他强调，中国哲学史，不能用西方哲学史的概念和框架来剪裁，冯氏反之；第二，他是把孔子从圣人的位子上请下来，和诸子平起平坐，冯氏却是尊孔派。胡适指出，冯氏争孔、老先后是信仰问题，看得很准。即使今天，胡适的看法也是解毒剂。
　　五四代表的新文化，后来分为两叉。1949年后，更被海峡隔绝，判若两个世界。
　　1998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过《新史学之路》。什么是新史学？不光梁启超，不光傅斯年，派别很多。他们说的新史学，只是新史学的一支（现在去蒋，还讲什么傅斯年）。史语所的最大成就是考古发掘。这个队伍，海峡两岸各一半，不能只算一边。我呆过的社科院考古所和历史所，很多老人都是参加安阳发掘和西北考察的旧人。我的老师张政烺就是史语所的人。罗王之学的传人，绝大多数也在大陆。史语所的研究，强调的是动手动脚，找各种实证材料，这种材料，新东西全在大陆，研究是由大陆的学者在继续。过去的研究根本没法比。超越这类研究，打散了研究，提高了研究，还有不少东西，比如社会史的研究，也和共产党关系更大，即使走过曲折的路，也还是有很多贡献。
　　新史学的各派，成败是非，可以慢慢讨论，来源是什么，很清楚，根本没法按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分疆划界。它们的共同来源，都是五四。
　　厚诬五四，是数典忘祖。
　　近年，余英时说，郭沫若抄钱穆，引起轩然大波。钱穆和郭沫若，分属不同的营垒，分属海峡两岸各一边。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怎么样，可以另外评价。政治观点不同，当然不一样。但他们俩，学术成就怎么样？自有公论。钱穆，学问太旧，格局太小，根本无法和郭沫若比。中央研究院选第一届院士，他们对郭沫若的政治立场很不满，但学问没商量，还是承认，照样提名。傅斯年说了，只要不是汉奸。
　　其实，学术就是学术，即使罗振玉的书，我们也要读。他有学问，还是有学问。
　　这才是公允的看法。
　　
　　（八）文化断裂和复古风。
　　现在的中国，复古成风，动言断裂。断裂和复古是自古有之。艺术尤其明显。我有一本书，叫《铄古铸今》，就是讲这个问题。
　　张光直先生有个说法，西方文明是断裂的文明，中国文明是连续的文明。最近，法国的沙义德（John Scheid）教授来北大讲罗马的皇帝崇拜，他说，他不同意这一说法，欧洲历史也有连续性。
　　西洋史，断裂多，不然不会有他们的阶段说、形态说。但罗马推崇亚历山大，很多方面继承希腊；蛮族入侵，灭罗马，只是西罗马亡了，东罗马还在。东罗马一直有希腊之风。亚历山大灭波斯，也接受波斯文化，不光女人和地盘。
　　历史，都有断裂，也有连续，就像《三国演义》上说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们就算连续性强，也还是有很多断裂。他们有断裂，更不用说，否则还有什么文艺复兴。
　　现在，时兴讲文化断裂，好像只是中国大陆断了，香港、台湾没有，日本没有，欧美更没有。断裂的罪魁祸首，据说是五四运动。这是危言耸听。
　　断裂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根本原因是现代化。这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时段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几百年来，带有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断中世纪的传统，接希腊、罗马的传统；日本的脱亚入欧，也是断中国传统，接欧洲传统。谁都是爸爸不亲爷爷亲，反认他乡是故乡。这是风水轮流转和历史时装化的普遍规律。
　　还有，古典教育衰落，也很普遍。欧洲，是20世纪衰落，二次大战后，彻底衰落。拉丁文唱诗，如法国的天主教堂，1960年代后，也彻底不行了。
　　传统为现代化腾地方，哪儿都如此。就连事后诸葛亮的保古，也是由现代化来买单，由现代化来挽救——尽管摧毁它们的也正是现代化。
　　我说过，保古的前提是舒缓现代化的压力。这个压力不减，全是空话。欧美日本比我们做的好，主要原因是，他们先下手为强，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败家和疯狂致富的冲动没我们强。
　　中国的败家，是和现代化拴在一起，是和现代化引起的各种政治冲突和社会灾难拴在一起，参与其中的所有政治派别都有份，就连满清王朝也有份。比如五大发现，为什么都在世纪之交，就是中国败家败出来的。西域汉简、敦煌文书，被“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搞到外国去了，那是清朝的事。内阁大库档案造了还魂纸，那是民国的事。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事。
　　大家把气撒在五四身上，五四和鲁迅成了众矢之的。众怨所集，才有目前的各种发烧发狂。背后的台词我不说，谁都知道。
　　
　　（九）说经典阅读。
　　说起读古书，我们会想起鲁迅。
　　今人厚诬鲁迅，主要因为他是左翼，是延安树起的文化革命旗手，1949年后，在思想文化界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但我国知识分子，真奇怪，居然和美国的大老粗一般见识，以为只要沾个右字就好。毛泽东不是说，鲁迅活着，不是右派，就是在监狱里。他要活着，算什么派？有人说，匕首乱飞、皮带乱飞，都是鲁祸引起，恨不得掘墓鞭尸，这话公允吗？
　　关于读古书，鲁迅说过逆耳的话，那是忠言。有人说，他自己读了很多古书，却反对读古书；不让别人读，自个儿躲起来悄悄读。我读过鲁迅的书，他的想法没这么简单。
　　第一，他说，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主要是为了树立新学的地位。他并没有说，绝对不许读古书，而只是说，新书和旧书，还是以新书为主，旧书最好搁一边儿，当务之急，还是读新书。今天的中国，也是这个格局，我看不能反过来。就像中医，保护中医我同意，但用中医代替西医或领导西医，我看没人会同意。
　　第二，他说，读经不能救国，这也是对的，今天我也这么看。
　　第三，他说，与其读经，不如读史，与其读正史，不如读野史，看看中国的历史有多么烂，我看也很有深义。世界历史学的趋势，日益重视生活史。野史正是生活史。其实，子学的地位比从前高，也是顺理成章。
　　第四，他说，要治国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治，而是像王国维那样治。很多古书的研究变成专家之学，也是势所必然。它不再走进千家万户，我看没什么不好（西方早就如此）。
　　古书是一种文化结构。五四以来，这个结构被颠覆，非常合理，非常正常。
　　六经是孔子时代的经典。汉以来，儒生是以孔子的经典为经典，五种不同的东西凑一块儿，没什么道理。现在，经典的概念早已变化，文史哲各系，分别去读，没什么不好。
　　汉代有五经，唐代有九经，宋代有四书五经。《论语》本来不是经。汉代，《论语》是四大传记之一，所谓传记，多是儒家的子书。四书五经，《论语》也是四书之一，不算经。只有十三经，才把《论语》列为经，这是后起的概念。我们拿《论语》、《孟子》当子书，和《老子》、《墨子》搁一块儿，是恢复诸子的本来面貌。
　　宋代树道统，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一脉单传。这个道统是虚构。五四以后，《论语》降为子书，道统被打散。孔、孟重归诸子，跟《荀子》等书搁一块儿，这也是儒家的本来面目。没有这种调整，只有经学史，没有中国哲学史，更没有中国思想史。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绝不是一个儒字所能概括。中国典籍，经史子集，也绝不是一个经字所能概括。
　　现在，很多自己都读不懂经书的大人，却疯狂鼓吹读经，甚至鼓吹少儿读经，我是不以为然的。少儿读经，不是读《诗》、《书》一类经。《诗》、《书》，连教授也啃不动。他们所谓经，是《三字经》这样的经，其实是蒙学课本，可笑。
　　我在北大开经典阅读课，不是读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而是以“鬼子”为榜样，读他们理解的四大经典：读《论语》，读《老子》，读《孙子兵法》，读《周易》经传。我觉得，这样安排更合理。
　　第一，这四本书最有思想性，最有代表性。《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讲人文，这两本最有代表性。《孙子兵法》讲行为哲学，《周易》经传讲自然哲学，讲技术，这两本最有代表性。
　　第二，它们的篇幅比较合适，《论语》大一点，有15000字，其他三本都在5000－6000字左右。别的子书太大。
　　总之，古书可以读，但不必是过去的读法。
　　
　　（十）我们的信心建在哪里。
　　我们的信心该建在哪里？是真传统，还是假传统？这个问题，和大国崛起有关。
　　我一直说，中国人的心底，埋着个梦，就是重新当大国。不当大国，堵得慌。
　　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有小国背景。如小邦周克大邑商，亚历山大征波斯，都是小国胜大国。
　　亚述，号称世界第一帝国，本来是处于四战之地的小国。因为怕挨打，才穷兵黩武，以血腥杀戮和野蛮征服著称于世。亚述宫殿的画像石，为我们留下了恐怖的印象。历史上的大国，往往都有这种背景。
　　中国曾经是大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大帝国。然而世事沧桑，近百年来，我们衰落了。就像历史上的很多大国一样。
　　近代，从前的文明古国，全都灾难深重。伊拉克是亚述、巴比伦，伊朗是波斯，全是挨打或准备挨打的对象（看看美国样板戏《亚历山大》和《三百勇士》的暗示吧）。早期探险家初到这些地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圣经》和古典作家笔下，天堂般的奇迹，怎么会是这等荒凉破败。
　　欧洲，所谓大国崛起，原来都是小国。希腊、罗马是小国，即使成为大国，内部也很松散，还保持城市自治。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也一直是小国林立，书不同文，车不同归，没有政治统一，只有宗教统一。草原帝国，都是部落聚合，也是以宗教为凝聚力，聚得快也散得快，缺少真正的粘合剂。和亲、女王一类东西，也是小国的特产。
　　西方传统，是小国传统，比如民主制，就和小国有关，和他们保持的原始特点有关。希腊、罗马的民主制，是建立在对外征服和奴隶制之上（柏拉图的《理想国》，原型是斯巴达的军事共产主义）。对内特别仁慈，对外特别残酷；上层特别优雅，下层特别野蛮。今天的大国，古风犹存。我们面对的还是古老的现实。
　　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他们的统一是宗教大一统，不是政治大一统。普世性的宗教，和政治大一统有类似功效。这是思想上的专制主义。
　　对比他们，我们该作何感想？
　　1980年代，怨天尤人骂祖宗，大家还记得吗？当时骂什么？主要是骂专制主义、骂封闭停滞，骂小农经济、骂吃粮食，不吃肉，心理自卑，达到愤懑的地步。大家恨传统，简直恨到了根儿上。《河殇》的播出是高潮，就是表达这种悲情。当时，我写过三篇文章（一篇登在《中国文化报》上，一篇登在《东方纪事》上，一篇登在《知识分子》上），力陈传统并非如此：其弊固多，不如是之甚也，何必众恶归之，集为怨府，把明明属于中国现代化的不良反应，全都怪在传统的头上。但这种声音，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国人几乎一边倒。
　　现在的中国，正好相反，从骂祖宗变卖祖宗，急转之下。我们的自信心仿佛一夜之间就提高了，高到令人惊讶的地步。举国若狂，一片复古之声。然而，只要耐心倾听，在《狼图腾》中，在最近播出的《大国崛起》中，我们还是可以听见《河殇》的声音，忽而哀怨忽而亢奋的声音。
　　一句话：大国梦想，小国心态，表面自大，骨子里还是自卑。
　　现在的人，迷托古改制，常拿欧洲说事。他们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迫于宗教传统的巨大压力，不托古，不能求新。大家乐道的阐释学，不过是这类玩意儿。说是复兴中国文化，其实是步欧洲后尘。现在，西方史家有反省。大家猛回头，才发现，很多传统都是假传统。假希腊，假罗马，对传统和现代都是破坏。
　　中国的复古，是因为意识形态真空，就像俄国，乞灵于传统。
　　但我们的传统，精英文化，不语怪力乱神。下层见神就拜，也没有宗教大一统。
　　中国的传统很实在。没有教，不必造。现在，很多英雄气短的人，宁愿相信假传统，也不愿相信真传统。就像古之好事者，登临怀古，没有真古迹，也要造一个出来。中国需要这样的造神运动吗？中国的运动还少吗？
　　现在的复古，是真复古，还是假复古？孔子教导我们说，他的目标是奔西周，你会照他说的办吗？王莽倒是打这个旗号，你能学得来吗？说复古的，往哪儿复，怎么复？哪朝哪代哪个皇帝？你的复古方案是什么？请给大家说说看。你要迷这帝那帝，曾胡左李，就别讲什么“走向共和”。
　　上个世纪初，国人惊呼，神州陆沉，亡国灭种。然而现在怎么样？国未亡，种未灭，中国人还在，中国的万里河山还在，以往的历史，可以平心静气看。
　　我的看法是：
　　研究传统，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信。中国的历史遗产，虽遭破坏，还是相当丰富。古书也好，古物也好，古迹也好，还是集中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尚未开发的地下资源，更几乎百分之百在中国大陆。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人。中国人还在，不信邪的精神还在。我们的一切，已经纳入现代化的视野，古今中外已经摆上了同一桌面。
　　台湾有点东西，都是大陆带走的，集中在史语所和台北故宫，还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很小。他们，报告发光，图录出尽，就没有资源了。人，台独政治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还谈什么传统文化。
　　香港太小，没有祖国的万里河山，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主流，眼中没有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生活（只能从旅游和电影了解），殖民统治太久，没根。他们的居民，要么很土（各种怪力乱神的崇拜），要么很洋（官场、课堂说英文，连名字都是英国的），传统文化，同样很淡薄，缺乏自主原创力。
　　欧美和日本的汉学家，是另一个天地，他山之石吧。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几个美籍华人就是国际汉学界。
　　对中国传统，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天是中国的天，地是中国的地，人是中国的人，根本用不着气短。
　　我们的文化资源，世界任何地方都比不了。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面对着有血有肉的中国生活，用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体验，写中国自己的历史，这是最大优势。
　　我们为什么要自卑？我们有这么多真东西，干吗还要拿假的壮胆，拆了真的造假的，跟着别人起哄。
　　托古改制，自欺欺人的阐释，全是无聊把戏，对中国的形象，有百弊而无一利。不是爱中国，而是害中国。
　　传统不必这样红。
　　
　　2007年4月18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4月1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演讲，5月1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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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论语》读本

于丹女士算是名利双收了，京渝“十博士”们也可以大言“我们先前也闹过”而无憾了。虽然偶尔还有几句聒噪入耳，但那是专家学者们在认真行使其话语权，不干我等屁事。好戏收场，看客也作鸟兽散，这正是我闲人辈读点书的好时机，就翻翻这部《论语》吧。
65年前，朱自清先生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非功利主义是我们对待一切传统经典应持的态度。具体到《论语》上，我觉得还有必要补充一句：这部文不及《庄》、理不及《老》的子曰书，其主要看点在于，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它曾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就一个民主法制国家的公民而言，忽视这一点是很不应该的。据说有人还在它来修炼什么治国之道、治人之术，我认为这很不厚道，它“治天下”的时间也忒久了些，早就累趴下啦，让它歇着又何妨，都21世纪了嘛。
立场既定，接下来要解决的是读本问题。逛逛书店就知道，在销的《论语》读本不下20种。光那书名就够琢磨一气的：心得、新得，心解、新解，好比在考小学生认错字儿。当然人家并不错，都各有各的道理。翻上几页，仿佛本本都有独家心法。但是，“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一瓢”是哪本呢？不妨给他们排排队：朱子注之类的旧时“教科书”一类的，留给儒学家们继续做“治国平天下”的美梦；专注于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加标点符号一类的，留给学者教授们去捧牢自己的饭碗；至于那些入室行窃而自称借用一类的，让它们去骗有钱人的腰包吧，咱们挣俩钱不容易。扒拉扒拉，剩下的就不多了：
第一个是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第２版，2005年9月第20次印刷）。这是打基础的本子，是硬指标。杨伯峻先生家学渊源，师承名家。以语言学家的底蕴身分为《论语》做注、译，是这个本子的可贵之处。如果讨厌繁体字，可以看中华出局于去年底推出的简体字本。不过原来的本子后面的《论语辞典》，是简体字本所没有的。
再就是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３月北京第２版）。钱穆先生是国学大师，自学成才，著作等身。与杨伯峻先生不同，钱穆先生是以深厚的国学功底来解读《论语》的。语言不文不白，不一定人人喜欢。（“国学”二字，感觉有些别扭，唉，都是李零那句“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害的。）
还有一本值得一提的，10年前就热过的南怀瑾《论语别裁》（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新版）。南怀瑾先生精通儒道佛，也是大师级的人物。他的《别裁》确实别具一格，既不注，也不译，而是讲。老人家满肚子好故事，听起来也确实津津有味。不过他老人家有时候讲得兴起，就难免“八卦”，你不能都信他的。比如说，他在这本书和别的书里多次提到曾国藩写了《冰鉴》，就给不法书商免费做了广告。听说他老人家最近热衷于推广儿童读经运动，这个我很不以为然。
最后隆重登场的是：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这本书我刚入手（书还在运输途中，读的是网上转载的一小部分），具体的意见还没有，感受就两个字，金圣叹说过的：痛快。

延伸阅读：“旧雨新知”读《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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