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古代房内考》
李零《读书》2011年第1期
《中国古代房内考》的中文译本，前后出过两个本子，每次都很不容易，每次都留下遗憾，个中甘苦难为外人道。
第一个本子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内部读物）。稿酬千字二十四元，合同十年，一笔买断。此书铺天盖地，有无数盗印本，错字很多（因为不给看校），如“图版”印成“版图”，“那话儿”印成“那活儿”。这个本子，还被转让版权给台湾桂冠出版社，后者错得离谱，没有机会改。
第二个本子是商务印书馆二○○七年版。我们苦苦等了十年，本来取得Brill授权，打算在三联出版，希望出个修订本，流产，这才转到商务印书馆，版税百分之八，又是一签八年。这个本子是正式授权本，经过全面修订，增加了六个附录，印得很漂亮，但也有遗憾。一是图版纸挤进了前言，二是作者介绍有误。他们在付印前让我看过，然而奇怪的是，我指出的问题，他们坚决不改，理由是编辑管不了印制。还有，就是没有印数。
关于高罗佩，在商务版中，我已经说得太多。我很久没有回到过这个话题，没有两岸清华这个会议，我还转不回来。一九九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荷兰大使馆筹备过一个会，纪念高罗佩逝世二十五周年，文章我都写好了，不知怎么回事，会没开成。我没留心，今年是何年，想不到，高氏如果活到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高罗佩是我老师那一辈人。他这一辈子，人只活到五十七岁，但写了十九本专著，三十六篇文章，十七本小说，真不容易。
《中国古代房内考》是高氏的传世之作，在他的十九本专著中名气最大。这书是一九六一年出版，当时我才十三岁。马王堆帛书是一九七三年发现，比它晚了十二年。他看不到这么重要的发现，但他的书好像是为这一发现做准备。我在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那阵儿，所里进过这本书。我见此书，如获至宝，复印过一份。我们的翻译就是利用复印本。
高氏对中国性文化的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讲都是开创性的。此书从上古讲到明清，跨度很大，但作为支撑的东西，主要是三大块：房中书、内丹术和色情小说，其他，大多是点缀。这三个方面，过去是三不管。第一个方面归医学史管，医学史不管；第二个方面归宗教史管，宗教史不管；第三个方面归小说史管，小说史也不管。专业人士没人搭理，非专业人士又不得其门而入。你只有理解这种困境，才能理解他的贡献有多大。
他的书并非十全十美。我们很容易给他挑毛病，每个方面都可以挑点毛病，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书可以取而代之。
高氏的学问有两个特点，常人不具备。
第一，他是个外交官，但肩无重任，衣食无虞，有的是时间。他是把主业当副业，副业当主业，兴趣广泛，一个问题牵出另一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很投入，不玩则已，玩，就玩到很高水平。他不是学界中人，自然不受学科限制。“避席畏闻文字狱”的问题，他没有；“著书都为稻粱谋”的问题，他也没有。
第二，他是个大玩家，一切跟着兴趣走。他懂多种语言、多种文化，走哪儿玩哪儿，玩哪儿算哪儿，并没有特定的学术目标。这种研究既不同于早期的传教士汉学，也不同于法国的学院派汉学，更不同于二次大战后兴起配合地缘政治的美国汉学或所谓中国学（China Study）。他就一个人，寓学于乐，寓乐于学，自娱自乐。
这种研究很奢侈。
高罗佩是职业外交家，他在五个国家当过驻外使节。五国中，他在日本待得最长，前后三次，长达十三年，在中国只待过五年，但对中国可谓情有独钟。他太太是中国人，她说她的丈夫简直就是中国人。他吃中国饭，说中国话，研究中国文化。很多人都觉得，他比中国人还热爱中国。杨权先生说，他对中国的赞美，真让我们受宠若惊。
外国人夸中国，李约瑟是代表。他的研究，对纠正西方人的偏见有大贡献。“彼丈夫兮我丈夫”，大家彼此彼此，扯平了。但我们不要忘了，他到中国找科学，标准却是现代科学的标准，非常西方的标准。
外国人爱中国，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爱。爱或不爱，用不着大惊小怪。日本人，唐代，很佩服，但现代不一样，谁把它打败，它才佩服谁。欧洲人的爱，是博爱。殖民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对王土，王对王土上的一切都很爱。
陈珏先生谈《长臂猿考》，让我浮想联翩。人对动物的态度可以折射人。殖民也好，奴隶制也好，人和动物的关系也好，都不是近五百年的事。现在，埃及考古，发现修金字塔的人吃面包，喝啤酒，所以说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工人，但工人和奴隶怎么定义，吃好喝好，是不是就不是奴隶？奴隶也不都是关在笼子里。
人类对动物的慈悲心从来就不曾彻底过。他们的爱，从来都是以人为中心。再爱，也断不了口腹之欲，不吃牛羊猪，就吃鸡鸭鱼。猫狗不能杀，苍蝇蚊子要不要保护？“杀要人性的杀”，本身就不是动物标准。
高罗佩写这本书，结论很简单：中国人的性生活很正常，不但正常，还很高尚，这个结论有点像李约瑟。
美国有位女学者批评高氏，认为他的书是个大阴谋，他把中国写成男性的理想国，是为了抵制女权运动。这么讲，当然很过分。但高书的主旋律是赞美，这点没错。他的褒是针对贬，不是贬男或贬女，而是贬中国文化。
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主要是文人士大夫的风雅生活，如笔墨纸砚、琴棋书画，他怎么会对房中术这么“低俗”的问题感兴趣，主要是缘于画，缘于明代的“春意儿”（春宫画）。他是从“春意儿”顺藤摸瓜，摸到上述三大块。
高罗佩的《秘戏图考》是此书的准备，他的基础材料是收在《秘戏图考》里。《秘戏图考》是他第二次出使东京时所写，《中国古代房内考》是他第三次出使东京时所写。两本书都是他在日本利用他在日本收集到的材料写的。《秘戏图考》附有《秘书十种》，就是基本的文献素材。其中有房中书，有明清小说摘抄，有春画题辞。
高氏研究房中书，主要是追随叶德辉。他对叶德辉的死深抱惋惜。叶德辉在《双景丛书》中辑过《素女经》、《素女方》、《洞玄子》、《玉房秘诀》，主要来源是《医心方》。《医心方》是日本的医书，里面抄了不少失传的中国古书，很宝贵。高氏讲房中书，主要是利用叶氏的辑本，叶氏错，他也错，在考镜源流和文献校勘上没有太多贡献。但他指出，这些书还有更早的背景和更晚的延续，却很有眼光。
中国的房中书，我做过系统研究。《医心方》的引书，主要来源是道教的房中七经，房中七经前有《汉志》六书，《汉志》六书前有马王堆七书，可谓源远流长。我从我的研究发现，它们代表的传统是个绵延不绝的传统，即使传到明代也没有断绝。例如高氏搜集的明抄本《素女妙论》就是解读马王堆房中书的钥匙。
关于内丹术，高氏的讨论相对薄弱。最初，在《秘戏图考》中，他把中国的采战术看做性榨取。蒙克（Edvard Munch）的画就经常把女人画成吸血鬼。后来，他接受了李约瑟的批评，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他又强调，这是一种“水火既济”之道，不是两伤，而是两利，对女性有利。其实，采战的评价，还是要从多妻制的背景来考虑，中心还是男性。高书对中印房中术的比较研究，很有意思。它们到底谁传谁，高氏说中国传印度，只是假说，但他说，中国的房中术年代早，有自己的独立起源，没错。中印房中术有相互影响，也值得研究。我写的《昙无谶传密教房中术考》就是对高书的补正。
小说这一块，主要反映的是明清时期的传统。小说中的房中术并不神秘，主要是“顺水推舟”、“隔山取火”、“倒浇蜡烛”这一套，很容易懂。大家读不懂，主要是淫器和春药。这次，我的论文，《角帽考——考古发现与明清小说的比较研究》，就是研究出土的淫器。这篇文章本来是应曹玮先生邀请，就秦帝陵博物馆的文物讲几句话，因为开这个会，我就拿它来凑数。杨权先生在会上说，我应该写一部《中国淫器考》。其实，我早就从这个阵地上撤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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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現代詩叢書，1994）
